圖、文：李玉華 Christine Lee（Beyond Playmaking 超越遊戲）

二月專題《做孩子事、和孩子一起做事的亞洲城市》，最後的結語文章，我自己也給自己和大家一個大哉問。做孩子事做了十年，我一直提醒自己，雖然兒童表意參與的方法是一個多元光譜，但最終表意的參與的都必須是兒童青少主體，不能總一直是成人代議，必須找出培力各種年紀、來自各種家庭或機構、不同社經背景、不同身心能力和不同文化資本的孩子現身、發聲，促成多元意見的產生。

所以，我先自己回答自己，做孩子事必須要促成找出和孩子一起做事、甚至孩子自己做起事來的各種動能可行性去發展。雖然，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大家，所以我還是找了許多論述和大家一起共讀：

聯合國人居署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 2023 年推出《回應孩子的城市政策、法規與標準》：重點摘要了「兒童參與」的三個主要形式：

1. 諮詢式參與（Consultative Participation） 兒童透過調查、訪談或焦點小組提供意見，但最終決策仍由成人主導；雖能確保兒童聲音被納入，但參與程度相對較低。 
2. 合作式參與（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兒童與成人共同討論和決策，彼此互相學習與影響；雖然兒童在過程中擁有一定「影響力」，但仍需依賴成人支持。 
3. 自主式參與（Child-led Participation） 兒童自主發起和主導行動，成人僅提供必要協助與資源 — 最能確保兒童意見被真正採納，並培力了兒童的自信與領導能力。

而在這之前，聯合國人居署其實已經進行了快十二年的《全球公共空間計畫（GPSP, Global Public Space Programme）》裡，提到「兒童公共空間」裡的公園、兒童友善市場、共融遊戲場、可玩性樓梯、社區花園等還有更多，但都市規劃者往往只會做到公園和共融遊戲場，就覺得完成了兒童公共空間的建設；於是，聯合國人居署開發了更多種參與式及能力建構的工具，希望協助全球各級政府去推廣、評估、規劃、設計、建設、管理和維護不同規模的公共空間，不管是國家級的兒童館、區域型的美術館、城市級的圖書館及社區日常的住宅鄰近空間。

做孩子事，為什麼總是要回到「空間」這一個面向，因為老調重彈地提醒大家，兒少生活基礎所需的，不外乎身為孩子的活動空間、活動時間、活動要用的素材（包括臨時活動媒材和長期固定設施）和一起活動的人（包括專業工作者和服務提供）。更進一步，還會提到整個社會對孩子的態度（活動所需的友善文化和支持氛圍）—— 空間經常是讓孩子回到真實世界（也就是離開虛擬世界）、和所有不同的人建立實質關係情誼的基礎。

而世界展望會在 2020 年發表了一份《兒童公共空間：兒童對城市公共空間使用的意見徵詢》，收集了兒童對他們居住社區及城市公共空間的看法與親身經驗。提問的問題，聚焦在空間的四個核心面向：

1. 鄰近性與可及性（Proximity and Accessibility,） — 兒童應能夠獨立步行或騎乘自行車抵達各種公共空間
2. 安全性（Safety） — 兒童應能安全無阻地前往各類型的公共空間，途中不會遇到危險或障礙
3. 清潔度（Cleanliness） — 由於兒童對空氣污染、土壤污染與廢棄物最為敏感，各類型的公共空間都應保持良好環境
4. 穩定性、可用性與遊戲性（Stability, Usability and Playfulness） — 兒童應能在各種公共空間中進行各種類型的遊戲與身體活動，並促進跨世代互動。

回到標題大哉問，兒少倡議實作者的大家如果有參考過我的文章，一定不陌生我十年倡議的良師益友 Tim Gill；他在去年他的一篇〈讓城市更適合兒童的三個路徑〉裡，劈頭就提到：

兒童友善的城市規劃與設計，意指在建設或改造社區時，認真考量兒童的需求與願望，特別是在公共空間方面。這結合了永續都市主義、社區參與和公共健康的概念 — 正如我長期主張的，這遠遠不僅只是創造遊戲場而已。街道、人行道、交通狀況、公園及其他公共空間，以及圍繞這些空間的建築物，都會影響兒童的健康、發展與生活品質。

這一段話，其實也就是之所以 Beyond Playmaking 超越遊戲團隊為什麼形成的原因之一，並跨出「不僅只是創造遊戲空間」之後，從去年開始和各領域的協力夥伴一起，大家可能接下來十年要面臨的挑戰。

Tim 提到的三個路徑，分別是策略型焦點（Strategic Focus）、單一部門主導（A Single-Department Approach），以及與公民團體合作（Partnerships with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第一個「策略型焦點」，在理論上影響範圍最為廣泛，核心概念是在政府內部建立一個相對高層的策略性單位，負責跨部門協調。世界上最具代表的例子是荷蘭鹿特丹（在台灣則是台北市跨局處的共融城市或屏東縣跨局處的一鄉鎮一遊戲場）。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汽車為導向的都市重建計畫讓鹿特丹曾被視為荷蘭最不適合家庭養小孩的城市。當地政府因此從 2006 年到 2018 年投入了數千萬歐元，推動為期十二年的兒童友善城市計畫，包括：社區街道改造、各類型公共空間進行遊戲化提升（也就是 playful public space 而不僅限遊戲場）、校園綠化專案，還有住房與教育環境的改善計畫），結果選擇搬遷至鹿特丹的家庭數量增加。

第二個「單一部門主導」，是把兒童友善重點工作集中在規劃、交通或公園管理部門（在台灣就是公園處、建設處或工務局，例如桃園市工務局的遊戲場總顧問）。在巴西福塔雷薩市（Fortaleza）是由城市交通管理局主導，並獲得彭博慈善基金會（Bloomberg Philanthropies）技術支援，在既有的交通安全計畫基礎上，增加透過街道改造取回公共空間去另外創造兒童活動場所。

第三個「與公民團體合作」，地方政府透過支持公民社會組織、社會企業或其他外部機構，來推動自己的政策發展與落實執行。全球最常見的合作夥伴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主導的「兒童友善城市倡議」。

但因為台灣沒有辦法和聯合國組織合作，比較偏向跟專門從事兒童友善都市規劃的在地組織合作，像阿爾巴尼亞的地拉那（Tirana）有一個非政府組織 Qendra Marrëdhënie（可以翻譯成「關係中心 Relationship Center」），為市政府提供兒童導向的都市設計專業知識，並協助規劃學校周邊步行與遊戲空間 — 頗像 Beyond Playmaking 超越遊戲團隊的角色。

Tim 結論有說到，無論採取哪種模式，政治領導力往往是關鍵推動力 — 例如市長或副市長都成為了兒童友善城市運動的公開倡議者，就會是對整個縣市政府很重要的壓力、趨力和推力。

最終，成功的關鍵，不只是政策，更在「（和孩子一起）做的人」，當然還有這些人的創新、創意與創造的能力，才是推倡「做孩子事」的真正內在動能。

資料來源：

• Public Spaces for Children: A Consultation with Children on their use of Urban Public Spaces 連結
• Child-Responsive Urban Policies, Laws and Standards 連結
• Three pathways towards child-friendly cities 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