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末日之後與保護膜的悲壯相遇

文、圖:陳尚平 ( 專欄:非寶島指南 )

那是一幕末日科幻片的場景,時間設定在很久很久以後的未來:激戰後倖存的英雄,來到一處都市場域,極目所見盡是斷垣殘壁。煙塵滾滾中,他漸漸看清路旁廢墟裡,露出半截傾倒的鐵門。鏡頭這時拉近到主角臉部的特寫,那堅毅的眉宇因激動而微微顫抖著,終至不爭氣地流下一行熱淚。原來,他從那不鏽鋼鐵門上殘留的保護膜,一眼就認了出來:這裡就是他魂縈夢繫、千百度遍尋不著的故土──台灣。

是的,保護膜,編劇可沒亂寫。

這個島嶼,若有什麼不起眼的都市毛邊,既標示了地方特色,又透露出我們面對時間與環境的態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諷諭了我們的整體存在狀態,應該就是保護膜了吧?在台灣的街頭巷尾,你常會看到各種不鏽鋼鐵門或攤販推車上,蒙著一層保護膜,有時是不討喜的灰白,更多時候則是帶點憂鬱的藍,往往已經有了風霜,斑駁起翹,卻總也沒被撕掉。

不只是實用問題

其實在現代世界中,物品在製造與運送過程中為了減少損耗,常會在出廠時貼著保護膜,這應是舉世皆然,沒什麼特別的。但重點在於我們買來之後不撕掉,讓它始終黏在那裡,這種集體的不作為,由是形成了一種地方特色。

回想一下,我們似乎真的特別鍾愛保護膜。那些本就蒙著保護膜的,像遙控器、顯示面板、螢幕邊框之類的,我們絕少在啟用時就剝掉它;而那些買來時新得教人沉醉、美得讓人心碎,卻又未附上保護膜的科技產品,例如越來越貴到不像話的手機,我們更會主動加上保護膜、保護殼。那幾乎已是必要,而非選項。

手機會刮壞摔傷,遙控器會沾上手汗飯粒,有保護膜(殼)多少還算合理。何況手機套上保護殼,還能彰顯某種個人審美與特色(雖然不幸常常是以醜蓋美)。但巷弄中的不銹鋼鐵門,真的還需要保護膜嗎?從前的鐵門還會生鏽,現今的不鏽鋼門,則近於金剛不壞,又好端端地立在靜巷裡,有什麼受傷的可能呢?撕掉那層膜不也好看點、正式點嗎?可見這種保護膜現象,不只是理性的實用問題,甚至非關審美、無涉體面,而可能跟某些執念與態度有關。

愛物惜「新」

先往好處想,那會是因為我們習於珍愛物品嗎?的確,「惜物」是本地的一種固有美德,每個世代多少都傳承到一些,我們的都市景觀也確確實實展現了這個觀念的強大威力:東西能用就用、能堆就堆、能不丟就不丟,到最後更是寧可修補拼湊,絕不隨意換新。保護膜恰好與這種情結合拍,貼心地替我們寶惜了其下之物,自然是能不撕就不撕。

而面對新入荷的家當,那些花了真金白銀剛請回來的寶貝,我們更會特別珍愛,那不只是惜物,還是惜新物,此處的關鍵字應該是「新」。

我們確然很喜歡「新」,從一事即可看出:傳統上,我們的新年在各種文化中就是數一數二地長,可以從大年初一過到十五,每天都有名目,還沒算上之前的除夕、小年夜與更早就開始的種種採買與大掃除等等。對於新,我們很大方,從不掩飾事前的期待與充分體驗的熱忱。畢竟新事物就像春天一樣,自動帶著喜氣,怎不教人喜愛?

這種喜好,轉換到現代生活中,保護膜會得到我們青睞,也就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它雖輕薄,卻具體強化了「新」的感受,正如過去的春聯一樣。保護膜於是與「新」產生了連結,甚至可以說,保護膜約略就等於新。這或許是保護膜被留下來的另一個原因?

不參賽就不會輸?

在那層膜尚未撕掉之前,感覺上東西都還是新的:今天是新的,明天也是新的,後天當然亦不例外,既然如此,不如就讓這種新維持久一點,暫時別去碰它。我們因而如此這般,在島嶼各處把保護膜一日挨一日地留了下來,讓「暫時」不斷延長,彷彿如此就能使所愛之物避開時間的摧折,跳出那吞噬一切的長河。

由是,我們在不意間造就了一種無盡延長的暫時狀態,一種「永遠的暫時」。而這個狀態的存在,亦不免向我們拋出了一個哲學性問題:永遠的暫時,究竟是暫時,還是永遠?

面對時間,我們悄悄地展現了一種奇特態度:既非如埃及金字塔與西方花崗石紀念物般叩問永恆,也沒有儒家的務實進取,亦未聽信易經與佛家所提示的變易與無常;非此非彼、又不介於任二者之間,我們就只是這麼無聲無息地漂浮著、懸宕著。那是一種試圖跳脫於時間之外的策略,是啊,不撕掉就不會舊,不參賽也不會輸。我們彷彿在對時間說:您老人家永遠都這麼不請自來,我們既打不贏你、又沒法趕你走,卻也無意熱烈招待,您就請自便吧……。

漂浮島嶼

而保護膜其實只是冰山一角,是一種低調的示現,你更會發現,若透過這種「暫時」或「臨時」的向度,比較容易理解我們的環境現象。也就是說,保護膜並非特例,在其他許多方面,我們都習於將「暫時」不斷地延長、或加以膨脹。

不信你看,我們的城市環境,在很大比例上,就是各種暫時狀態的集合:暫時借用一下騎樓與人行道來做生意,暫時以雜物佔一下停車位,暫時到處堆點東西,暫時將樹砍個半死反正它還會長回來,或暫時在屋頂加蓋點違建等等。就以屋頂違建來說,單看台北市,後來因為實在多到無法處理,終於被市政府所默許:不合法,但也不再真正違法(嗯……好);不必拆除,但也不能再新增(喔,公道……)。於是乎,家家戶戶既有的頂樓違建,正如保護膜一樣,都坐實為一種永遠的暫時。

而這幅都市景觀的大面積背景,那些綿延不絕的老公寓,其實也是一種暫時性心態的產物。那是當年經濟剛起飛時,富到多數人都買得起房子,卻也還窮得無法思及久遠,基本上只要是房子就可以了,於是成排的「販厝」,連起碼的通風採光都顧不了,一蓋就蓋了半個台灣。這種只有暫時性品質的東西,一時之間還壞不了,也去不掉,就成了我們都市景觀的基底──暫時性的永久基底。

尤有甚者,我們早已習慣於將某些暫時設施,鋪陳得比長遠的建設更為美好,更教人嚮往。譬如賣房子的銷售中心,永遠都比你最後買到的房子來得氣派,空間也更具想像力。而台北的許多空地,在房子蓋起來前,亦常會開闢成精美的小公園,讓大家愉悅地使用,直到有一天真要動工了,圍將起來,你才發現自己曾經擁有的,原來也只是暫時的幸福。

這種對「暫時」的無止盡包容與胃口,究竟從何而來?

你很容易可以回推(並怪罪?)到當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每年都誓言要反攻大陸,一開始並無意從長計議,只思短暫逗留。但只要再想想,你也會明白,這種「暫時」纏身的症頭,絕不只是那個時間點的遺緒,而是因為這個島嶼某種懸而未決的身世問題,從更早之前就一路持續到現在。那是種漫長的暫時狀態,始終糾纏著我們,從未間斷。隨之而來的漂浮感與無法篤定存在的無奈,應也已沁入我們的骨髓之中了吧?由是,保護膜現象,那永遠的暫時,既是生活中不起眼的隱微毛邊,卻竟也像一種集體的身世暗喻。

怠慢家園

說這個有點沉重,我們不妨還是回到眼前的保護膜吧。

愛物惜新,充其量只能解釋保護膜的前半生(無論這前半生如何被拉長),但是後來呢?不管你多麼寶愛新物,當新的狀態與感覺不可避免地消逝,甚至那層膜已經開始變質起翹,總該比較容易被撕去了吧?總不能到了端午還留戀著年糕的滋味。

很不巧,這時接手的卻又是另一種心態,這種心態,同樣也讓保護膜留了下來,繼續過著它延時加賽的後半生。那不是一種可以傲人的心態,卻可能是保護膜現象的主因。簡單來說,那是我們對環境的一種習慣性怠慢,因麻木而來的怠慢。

道理相當淺顯:新東西常跳脫於環境,有種特別氣象,我們總會多看幾眼、多點關心;一旦它舊了,就融入於環境之中,成為背景的一部份,不再顯眼。而我們的居家環境常常本就是一團亂,住久了早就習慣,或甚至已經麻木了,也就不在意再多這麼一層膜、多這麼一點點不美觀,不會想特別花點力氣撕掉它。也因此,有時到了過年,一些人家買了春聯想添添喜氣,還會直接貼在鐵門那斑駁的保護膜上。

於是乎,許多人會讓各種保護膜一直留著,直到它變了質,直到與其下的物品黏合為一體,想撕也撕不掉,最後被一起送去回收。而那些不易壞朽如鐵門之類的物事,上面的膜更會一路陪我們到地老天荒。讀到這裡,我想您或許也已經同意:電影中我們的救世英雄,在末日之後與保護膜的悲壯相遇,並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命定的必然。

本文入選《九歌 一一一年散文選》
本文原刊登於新活水網站「毛邊意識」專欄,現經新活水同意轉載。

行為的毛邊:那些溢出(與憋著)的真相

文 / 圖:陳尚平 ( 專欄:非寶島指南 )

事情可以很幽微,場面也可能很祥和,譬如大家集體憋著不作為,也可能是一種毛邊。

如果有一天有人問你:生活在這島上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你會怎麼說?

你大約不太需要思考,就能信心滿滿地回答:台灣人很友善、好客、勤奮、平和、包容、樂天知命……然後,然後,出乎意料地,預設的形容詞似乎眼看著就要用完了?但這也難不倒我們,你總能及時補上這完美的結語:嗯,有人說,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眼前並浮現國際友人的微笑稱許畫面)。

你未必會意識到,自己恍若在覆誦觀光局的某段廣告文案,準備登在下周一的紐約時報上。這整個敘述中,似乎少了那些只要是人就必有的小奸小惡與劣習怪癖,沒有缺點,更別說致命傷。換句話說,我們已習於一種只有優點的自我認知,這不是有點奇怪嗎?

那麼,那些遺漏的部分,你會怎麼補上?

從容的台灣人尚未大量現身的時代

我總會想起多年前那許多次出國旅行,每回飛機降落,機輪才剛觸地,空服員總得不斷廣播提醒:飛機尚未停妥、指示燈未熄滅前,請務必留在座位上,並扣好您的安全帶……可憐的她們,每次都必須極力安撫按捺好幾百個想要衝鋒的台灣人,他們真的一刻也不願多留在座位上。

等到指示燈真的熄滅,你會看到前後左右所有鄉親在30秒內如同受過嚴格軍事訓練、且若有魔鬼班長在旁怒目催促似地,卸下頭頂行李廂中大大小小所有物件,迫不及待擠到窄窄的走道上,等著下一道關卡(機艙門)打開,好衝出去。

但不管是誰,只要肯稍微用理智想想,都不免納悶:飛機安全落地後,接下來不就只是要離開機場嗎?大家究竟在趕什麼?是怕通關排隊、擔心去晚了行李被人拿走、還是怕排不到客運計程車,或讓接機者苦等?是為了這些瑣事而著急,或是內心另有更深層的焦慮?那是個何等令人懷念的,優雅從容的台灣人尚未大量現身的時代,大家都還認真憨直得可愛。

設若我是一個外國人,且只透過幾次搭機經驗來認識台灣人,應該會說那真是一群急急忙忙、毛毛躁躁、腎上腺素分泌過度、且徹底沒有安全感的人。並可能會覺得奇怪,那地方不是承平多年了嗎?他們明明是去旅行、去放鬆,為何卻弄得像在逃難?

單此一例,與我們彼時的自我認知之間,是否就有著相當落差?

汝必先以氣勢取勝

同樣也是那些年,同樣也在機場,只要航班稍有延誤不順,你常會看到有人到櫃檯對著地勤人員大聲嚷嚷,理直氣壯且怒氣沖沖地為大家「爭取權益」,如同在我們的國會殿堂中一樣(只是比立委們略斯文些,真正必要時才會跳上櫃台……)。這種現象的觀察重點,並不在航空公司是否真的怠慢,而是那人必定很大聲。因為不知始於何時,大家普遍得到一種認知:你必須很大聲,航空公司才會理你。

此事與當年街頭的交通事故,恰可相互對照。那時監視器猶未普及,行車紀錄器更未面市,每回有車子互撞,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誰對誰錯,駕駛們通常都會先衝出來互相大聲叫罵,雙方都怕失了氣勢。他們似也同樣聽信了一個口耳相傳的處世智慧:汝必先以氣勢取勝,以免被視為自認理虧。

這類景況在透露些什麼?我們且試著解析一下:台灣人日常多平和、不太聲張,但當時或許尚未經歷網路論壇天天對槓,與後來臉書日日表演的磨練,還不太懂得怎麼講理,也不太相信講理有用──他們還沒學會怎麼(文明地)吵架。

特別能撕開一道道缺口

每當我試著追索「我們是誰?」這有點嚴肅的問題時,腦中總會浮現一幕幕如此這般的集體出格狀態、一些個爆漿的毛邊行為,將那些自我感覺良好的形容詞推擠到一邊,也打亂原本呼之欲出的標準答案。但你在懊惱的同時,卻又很難否認,這類發乎自然、未經算計、讓人一時無語的行為,是如假包換由我們所擔綱演出的。這種時不時會出現的集體毛邊,有點像記憶中的「刺點」,似乎乘載著不少關於我們自身的訊息?

你不難看出,這些行為的毛邊,往往是內心某種執念對教養的超車。當下你或許不容易分清,在那些時刻中,我們是突然變得不像自己,或只是顯露出真正的自我?但我們不妨看看兒童:他們的行為總是充滿毛邊,因為他們比較不懂得遮掩壓抑、永遠真誠。因此,當毛邊行為出現時,或者也就是我們不小心吞了誠實豆沙包時?

若要認真講究,日常生活中所有現象,其實都指向一個核心:我們的狀態。譬如你看看街上到處都有的、永不對齊標線的人孔蓋,就知道本地人不求精確;或從大家遇到穿制服的人都不會心驚閃避,也能推估民主早已深入人心。是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用來解析我們,並不一定得仰賴這類特出的越線行為。

但仔細想想,這種毛邊,又彷彿特別能撕開一道道缺口,使我們隱藏的內在從規矩合度的日常行為軌跡中溢出。無論是某種沒來由的偏執、欲求、恐懼,或是莫名其妙的觀念,都會在這些時候脫湧而出,那會不會正是我們認識自己的捷徑?

小說家式的考察

若您不反對,且讓我把記憶的時鐘再撥到更早,回到台灣的少棒隊屢次奪下世界冠軍、並徹底使我們為之瘋狂的年代。如果您活得夠久,就一定知道,當年的我們是感到何等地驕傲啊!那意氣風發的程度,或許只有成吉思汗征服歐亞大陸時可堪比擬。

一直要到許多年後,我們的眼界終於打開了,才有辦法客觀回顧,並驚訝於:為什麼有一個地方的人民,會因為本該是小朋友打著好玩的球賽,全員熬夜吃生力麵看轉播,並為得到所謂的世界冠軍而樂翻天?不但鋪陳出盛大的接機,還要舉辦如紐約第五大道慶祝二戰勝利的遊行?你不免嘆氣,當年的我們還真是一群缺乏關愛、熱切期待他人讚美的鄉巴佬,對所謂揚眉吐氣,抱有一種比好萊塢更好萊塢的膨風英雄想像。

事情差不多就是那樣,一種集體激狂,一種毛邊蓋過主體的景況。那已經不是毛邊了,我們簡直是穿了一件厚厚的毛裘,當時卻渾然不覺。

這些過去的例子,透過時間的距離,似乎使我們更易於看清自己,比對出認知與真相的差距。你或許會說,我們早已進化了,這些例子都已不適用。但話且別說得太早,歷史往往會在時光中拖著長長的尾巴,很多事情並不會輕易消失盡淨。就以這最後一個例子來說,那渴求被讚美的特質,其實從未真正離開過我們,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近年那此起彼落的「台灣之光」,不管是實至名歸或擦邊球勉強羅列(如林書豪、吳季剛……),始終都還讓人憶起曩時的少棒狂潮。

而探索這類狀似偶發的毛邊,對於描繪我們自身,究竟能有多少參考價值?這是個好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從觀察方法上來說,這比較像一種小說家式的點狀取樣,而不是社會學家式的嚴密普查。小說(尤其是短篇小說)式的描繪,通常不為完整鋪陳人們的生活歷程與樣態,而在於點出他們的某些特定行徑──那有時看似雞毛蒜皮的行為,卻往往是理解主人翁的入口。是的,這或者就是一種對「入口」的追尋。

文明或許只會使毛邊變形吧?

你可能又會說,我們的行為曲線,已在時光中被打磨得越來越平滑,毛邊越來越收斂,這種「入口」即使存在,會不會越縮越小,直到有一天全然關上?表面上的確如此,但我卻比較相信:人們無論多文明,多麼懂得喝下午茶,總還是會有毛邊的。因為毛邊不是不正常,而是正常一部分,沒有人能永遠活在規矩中。文明或許只會使毛邊變形吧?

這也正是我想提醒的,可別被我上面的舉例所誤導了,毛邊始終存在,亦可以有許多樣態,重點只在於一種脫離常軌的溢出,未必需要張狂。事情可以很幽微,場面也可能很祥和,譬如大家集體憋著不作為,也可能是一種毛邊,那是一種隱性的、沒有毛邊的毛邊行為。

這話或許有點費解,不如就以一個近期的例子來說明:

那天我跟我太太上了台北捷運,發現有條漂亮圍巾直挺挺躺在車廂中央的地板上。車過幾站,人上人下,卻沒有任何人去撿,包括我們。那時新冠疫情猶未到來,並沒有病毒疑慮,大家眼睜睜看著那圍巾可能被人踩踏,卻毫無動作,空氣中有一股詭異的張力。這是何道理啊?當下我忽然明白,原因在於:無論你是否心懷正念,想撿去招領,在彎腰的那一刻,都得面對(想像中)他人的目光,懷疑你想據為己有。而那一整車的台北人,沒有一個願意被人懷疑。

大家的不作為,或者正顯現了本地人的一種集體特性:我們有一種矜持,臉皮很薄、害怕尷尬。這種薄臉皮,有時卻可能會蓋過我們的價值判斷(與正義感),使我們無所作為、或保持沉默。是的,不作為其實也是一種作為,而那似乎也是我們所擅長的,同樣揭露著關於我們的特性。

後來呢,後來那圍巾竟被我跟我太太厚顏無恥地拿去招領了。

本文原刊登於新活水網站「毛邊意識」專欄,現經新活水同意轉載。

但求一勞永逸,沒事別來煩我:一齣關於園藝的文化推理劇

文 / 圖:陳尚平 ( 專欄:非寶島指南 )

我們很容易忘掉,文明基本上就是一種滑溜且麻煩的東西,常顯現在無法量化的事物之上。

當年我住紐約時,曾在一家建築師事務所上班,發現公司老闆每週三都晚進公司,問了秘書,才知道他那天早上固定先去理髮。這事有啟發性,因為在那之前,我只知道媽媽阿姨們常去美容院,男人上理髮廳的頻率就低得多,動輒以月計,至少我認識的人都如此。男人每週理髮?聞所未聞。細查我這位美國老闆,就知道他這麼做不無道理,因為剪得勤,他的儀容得以常保不變,如同紀念堂裡的銅像。

我從中嗅出一點文化差異,也聯想到一個現象:皇后區的住宅鄰里中,美國人家前院多半齊整,時時勤修剪,莫使惹塵埃。其中若間雜幾戶,門前雜草叢生、一派自然氣象,通常住的是華人,少有例外。這些個人家,哪天若心血來潮整治起院子,也往往是毀滅性的修剪:草本、木本、灌木、喬木,高的矮的一律理三分頭,但求一勞永逸,沒事別來煩我。

我因而有了一個推論:某種期望世界恆久不變、經常處於最佳狀態的意圖,在我們的文化中是否較不強烈?你看西方古典建築,多是石材所造,千年一面,如希臘神殿;而我們古時的木建築,從選材開始,就比較不那麼意在永恆,來場大火就能燒個精光。《易經》不也早就言明,變動不但可接受,且在預期之中。而因為不渴求日日如新,治理週期也就偏長,亦能接受整頓前後氣象大不相同。

但這仍然無法解釋那近於粗暴的園藝手段,於是我又想:紐約那些華人,可能大半是出外人,或新移民,一來前此不曾住過獨門獨院,未經園藝養成教育(不若電影中的美國佬,連阿甘都勤於割草);二來生計學業沉重,打拼修課已耗盡力氣,採取此種庭院治理方式,或也情有可原?

過度修剪

然而當我回到台灣,卻發現本地許多人修剪樹木的方式與他們如出一轍,遙相呼應,跟出門在外移居他鄉根本無關,這第二種理由並不成立。

每年五六月間,全台各地許多樹木,基本上都是剉起來等,因為它們從經驗中隱隱知道,有人就要帶著電鋸來拜訪它們了。而時辰到時,手起枝(幹)落,滿目狼藉,地上的枝葉經常遠多於那些僥倖還留在樹上的。這種行為甚且普遍到有個專有名詞,叫「過度修剪」。雖經護樹團體長期抗議,公家機關近年對待路樹已漸收斂,但私人住家社區仍多有此風。

我家斜對面的一戶,院子裡那棵不知名的樹(會不會是苦楝?名字中帶個「苦」字,跟命格可能比較相符),至今每隔二三年仍都要被凌遲一次。每每它被砍完(實在無法叫「修剪」)之後,現場都瀰漫著一種原爆後的荒涼感,活像幾根僵掉的朝天手指,醜怪且哀傷,我總覺得它在向經過的人類比中指。

對此,你很難不同意護樹者的論述:我們的生命教育一定出了問題,對樹木不仁慈,視植物為「物」,而非生靈,恣意斲傷而無所感。後來聽聞德國憲法明文規定,「在處理動物、植物以及其他生物相關事務的過程中,所有生命的尊嚴都必須列入考量」,還欽羨人家比較進步,心想那些常吵著要修憲的人,幾時才會把注意力放到這類事情上來?

以亂止亂

而這幾年因為拍照,經常四處走動,看多了種種都市毛邊,又開始歸結出新的想法:我覺得不慈悲應只是部分原因,更根本的癥結,或許出在我們處理環境事務時的優先順序上,那比較是一種結構性的判準模式,影響的亦非僅此事。

公共環境裡有許多事需要被打點,包括交通、空氣品質、微氣候(溫濕冷熱)、水電資訊網路、噪音、安全、視覺美感等等。你不難發現,在這些事情的排序中,視覺美感經常墊底,幾乎可以為其他任何事犧牲。

譬如街頭巷尾的小吃店,近年都被要求裝上濾油煙管,雖抑制了空汙,卻泰半張牙舞爪,如異形入侵;道路工事為了指引交通,常擺上一手持棒、一首掌旗、左搖右晃的假人,如此醜怪之物,竟成為一種標準配備;里長會勤政愛民地在每棟公寓門口裝上既大又無美感(且不忘標示他本人大名)的佈告欄,讓你帶著好心情回家時無法不先看見;建築外牆上到處蔓延攀附的各種管線電纜,帶給你文明、也啃噬美感;更別說那些無處不在的冷硬鐵窗(為了你的安全),與隨機吊掛的冷氣室外機(為了讓你不流汗);你甚至還會看到,剛畫好的社區彩繪,難得立意於美感,卻又被新裝的水電管路活生生跨越。

我們似乎很願意以視覺的醜與亂,來換取其他的秩序與方便,「以亂止亂」而無所感。且在處理公共事務時,大家又非常務實,很注重經濟性與便利性,也偏愛量化指標。從這個角度來看,視覺秩序也恰好是所有秩序中最無法量化、最主觀、也最不容易取得共識的。凡事皆可量測規範,唯獨美感虛幻,不妨悄悄略過。我們很容易忘掉,文明基本上就是一種滑溜且麻煩的東西,常顯現在無法量化的事物之上。

過度修剪這事,或許正是這些傾向疊加的又一結果,只因不巧碰觸了生命,所以顯得特別刺眼而已。在此事的算計中,暫時的醜並不是醜,暫時沒了樹蔭也不算什麼,畢竟植物的生命力很強,真要砍到死並不容易,多半還會再長回來,不如就請它們委屈一下。而三二年大砍一次,一定比幾個月小修一次要省錢省力,這才是首要考量,何況台灣還有颱風,多砍一點不也是為了防災?

因此,那些對樹木下重手的人,現實生活中說不定個個都是好好先生,未必真的殘暴,只是此事一旦進入我們的衡量慣性SOP中,不期然就被推擠到這種結果上來。正如那惱人的假設性問題:設若媽媽與女友同時落水,你會先救哪個?樹木或許並不討人嫌,只是常常不是先被救的那個。

美學斷裂

然而問題又好像還沒結束。若視覺美感在我們心中這麼不重要?為何醫美診所竟會這麼繁榮昌盛?同樣是關於美感,為什麼我們對自身美感的關注,並不體現到環境當中?環境不就是人們狀態與意志的延伸嗎?

你可能也早已察覺,本地人的美學關照,由自身到大環境,中間常存在著斷裂:不少人把自己整治得有模有樣,出門也都穿得光鮮亮麗,但家裡其實亂成一團,遑論外部環境,這種人我就認識好些。再不然就是除了把自己打點得像樣,室內裝潢也不惜工本、一擲千金,但公共環境就不太管,並不在意家戶外觀與鄰里是否協調,這樣的人亦不在少數。最後才是那些會投注氣力於外部(公共)環境的人,這些人多半是商家,需要門面做生意,不然就是清潔隊員。

怎麼會這樣呢?這又是個大哉問,我不免再四下尋思,進行另一次毫無根據的大膽假設:這跟我們文化中的儒家底蘊會不會有點關係啊?

儒家不就講究一種由內而外,由親而疏的差別對待?是以先修身(華服美顏、雷射除斑),方能齊家(室內裝潢),最後才談得上治國平天下(公共環境)。這其中有著一種倫理上的階差,允許自己量力而為,行有餘力才顧及他者,既合理、又實際。且因家門外的環境確乎常使人嘆氣,治國平天下委實有困難,多數人應是選擇直接放棄。

牽拖至此,不免看到孔子他老人家在翻白眼,但只要還有人惡整樹木,我這齣肥皂推理劇應該還會繼續下去。希望有某個好心的社會學者,讀過之後能出來指點一下,給些確切答案,以免我腦苦、以斷我妄想。

本文原刊登於新活水網站「毛邊意識」專欄,現經新活水同意轉載。


防尿盾牌、堪用主義、大人的勞作:隱身在巷弄中的台式喜劇

文 / 圖:陳尚平 ( 專欄:非寶島指南 )

莊子說:「道在屎溺」。莊子是我的偶像。

記得那次到巴黎去,印象最深的不是鐵塔或塞納河,而是路邊有很多狗屎,密度之高,令人咋舌。那是一種巴黎的毛邊,絲毫不浪漫。法國人大概覺得拎著個塑膠袋遛狗,還得彎腰撿拾排泄物,不說姿勢不美、不優雅、不體面,基本上整件事就很不「法蘭西」,有損尊嚴,遂普遍拒絕。(這檔事,或許比新冠開始流行時學戴口罩還更讓他們難堪吧?)

後來我還聽說了一種開脫之辭,是說法國人基本上被寵壞了,期待國家替他們處理所有事:「既然我繳了稅,政府就該幫我清狗屎!」人們不做什麼,可能比他們做了什麼,還更顯露出他們的特性。不喜歡清狗大便,當然也讓我們更認識了法國朋友們。

而城市中這類事情,除非你自己去體驗,遇到了,平常從各類媒體上是無從得知的,因為毛邊就是不值一提的事,沒有像樣的作者或媒體會碎念,以免自貶身價。但不巧日常生活基本上就是由許多不值一提的事所組成。也因為這樣,造就了一種普遍的傳播誤差:城市或文化中可能最讓你喜愛、厭惡、或有所感的事物,卻不在一般的傳播與討論內容中,譬如巴黎旅遊書中就一定不會指出:走路須小心狗屎,最好帶二雙鞋。

我們聽到的總是部分真相,不只是因為媒體有意無意的過濾,更是因為真相總是太飽滿、太繁複、太細瑣,以至於太難以傳達,只得「提綱挈領」,選「重點」說。

明明在那裡,卻沒人會提起的事

而這也是為什麼旅行這麼重要。旅行應不只是為了去看那些早已在電影或書上看過八百次的東西(那只算是去加深印象,或只是為了拍照證明自己也曾到此一遊、不枉此生……),而更是去體驗那些明明在那裡,卻從來沒有人會對你提起的事,譬如人們排隊的方式、店員的一般態度、或他們找你錢的步驟等等。你必須去經歷一個地方的種種毛邊,讓那些亂七八糟的碎屑微沫包圍你,才有辦法實在且立體的認識那裡。

同樣道理,在台北的旅遊書中,更不會有人雞婆地寫道:在一些住宅區中,人們常會在汽車輪胎上裝設自製的「防尿盾牌」,以對抗毛小孩的侵擾。

跟巴黎一樣,台北自來就頗有養狗風氣,但曾幾何時,「隨手清狗便」已成為一種理所當然,非常文明。狗爸狗媽出門幾乎都是人手一袋,還帶了報紙、紙巾等等,甚至另備清水一瓶,以沖洗事發地點。許多人且在毛小孩甫一蹲下、蓄勢待發之時,就飛快屈身在牠們屁股下方墊好紙片,承接那魚貫而出的黃金(「垃圾不落地」?)殷勤周到的程度,真讓許多父母兒女都感汗顏,也顯見大家並沒有法國式的矜持。

但根據我的觀察,人們雖勤於處理固態排泄物,卻普遍不會阻止毛小孩在(別人的)汽車輪胎上小便,最多是事後略加沖洗。這並非雙重標準,因為您不妨想想,我們的電線桿早已地下化了,巷弄中也少路樹,路旁別的沒有,汽車最多,而車子低矮落地之處就是車輪,遂成為矮小一族理所當然的目標。若不讓牠們對著車輪小解,請問是要對著哪裡?何況輪胎上略澆點弱酸性汁液也並不會就此解體,不是嗎?

聽來似乎有理,但是且讓我們替另一造的苦(車)主們想想。若說家是個人的城堡,停在路邊的愛車,就活生生是暴露在護城河(門前水溝)外,令各路蠻夷得以恣意親近,進而抬腿汙損的寶物。更且那可能是一輛新車,是當事人此生除了房子之外買過最貴的東西,昨天才開去打蠟,裡裡外外都還有一種沁人脾肺的嶄新氣味。午夜夢迴,怎不讓人心頭一緊,真想提早起床到城牆外護衛身家!

這種煎熬,只養狗不養車的人是不會懂的。於是,我們很可以想像,某個周末午後,城堡主人終於忍無可忍,展開了他的護寶行動。他開始拿尺去量車輪的大小,開始在家裡四處找材料,也開始了一次大人的勞作課。

台灣人的「堪用主義」偶有佳作?

在我們檢視他的勞作成果前,且先來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他不去汽車用品店買副現成製品來用就好?我們於是調查了一下市場,說也奇怪,市面上並沒有這類商品可買,即使你用英文搜尋,基本上也只能找到一些高緯度過冬用的車輪套,沒有專為解決小狗便溺而設計製造的商品。

也就是說,在這個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世界,某種人們的普遍需求,竟沒有對應商品可供購買,分明是發明家的怠惰、與製造商的疏失,很不可取。以至於我們看得到的,都是無師自通的DIY設計成果。

凡事只要與設計有關,就一定有意思,因為任一種設計,都牽涉到成本、實用性、耐久性、操作性、材料取得、加工難易、收納、清潔維護等等,而當然,還關乎審美與品味,關乎形象。創造中最容易看出人的整體狀態與能力,因為那是一種綜合性考量。

但所有設計思考,都還會被某種更上層的態度所影響。

不巧本地一般人的環境態度,普遍是一種「堪用主義」(還稱不上實用主義),基本上家戶外部的東西,尤其是那些臨時性裝置,只要能用就好,其他條件多半馬馬虎虎,不肯多費心思,也造就了我們拼湊散亂的市容。因此,這些大人的勞作,一般來講水準並不算高,但偶而也能看到出人意表的奇思妙想。

最基本的設計想法,當然就是做出某種遮擋物,以隔開車輪與那些惱人的汁液,大部分人的思考也僅只於此;但少數人還會想到,距離也是可操作的元素,若讓成品有一定厚度,或許就能產生某種阻隔,同樣能解決問題?更還有極少數人(這些人適合進設計學院)會想到,若創造一種毛小孩不喜歡的環境,譬如一種牠們厭惡的觸感,會不會就此阻止脫序行為發生?

這件作品的想法,顯然有意將毛小孩擋在射程之外,以距離換取安全
這招不妨叫「錯位」,應是思考過毛小孩的行為模式,預期牠們從車後接近(因主人靠右走)時,會先接觸到保麗龍板,發射之後,猶待裝填,可能會放過近旁的車輪?但是否有效,仍待考證。
如果辦個比賽,我很可能會把首獎頒給這件作品。向外突出的塑膠束帶,除了產生距離,前端尖尖也試圖讓小狗不愛靠近,但又不會傷到牠們。材料簡單、便宜,施工方便,收納、洗滌容易,美學上也過得去…。這種設計天分,應該去紐倫堡參賽,或抱座德國紅點獎回來吧?
如果辦個比賽,我很可能會把首獎頒給這件作品。向外突出的塑膠束帶,除了產生距離,前端尖尖也試圖讓小狗不愛靠近,但又不會傷到牠們。材料簡單、便宜,施工方便,收納、洗滌容易,美學上也過得去…。這種設計天分,應該去紐倫堡參賽或抱座德國紅點獎回來吧?

因此,這些隱身在巷弄中的「大人的勞作」,也為我們開了一扇窗。從這樣一種有點尷尬的東西上,不難窺見許多本地人的狀態──他們的創造力與思考模式、他們的工藝水平、他們的美學養成與公共環境意識、他們與「物」的關係、及他們對事物「合宜性」的認知等等。

而無論在哪裡看到這種裝置,對我來說,眼前這一幕,永遠都是喜劇。

喜劇的重要手法之一,就是主人翁煞有介事地做一件不很重要的事;或也有可能是一件有點難以啟齒、有點窩囊,但礙於心裡有個跨不過去的結,又不能不做的事。路旁的這種勞作成果,分明是一種台式喜劇。

只不過這雖是喜劇,你下次看到時,可也不要笑得太戲謔,因為背後仍不失其莊嚴意義:許多無辜的台灣人,此生難得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的DIY設計成果,就這麼無私且赤裸地公開獻給了我們所共同生活的城市。

本文原刊登於新活水網站「毛邊意識」專欄,現經新活水同意轉載。


鋸齒狀不平整不服順卻又因此讓人覺得正常的台灣的一切:「毛邊」之為物

文 / 圖:陳尚平 ( 專欄:非寶島指南 )

毛邊是什麼?

是衣服上本該買來就剪掉但洗了20次都還暫時垂在那的鬚鬚,是豪氣盛一大勺就端過來沿著碗邊溢出黏黏的大腸麵線,是禮服與T恤並存且毫無違和感的婚宴,是紅線黃線綠線白線妖嬈爭豔的彩色街道,是將死未死主人鮮少聞問下場雨又暫時活過來的苦命盆栽。

是帶著恨意整排被剃光頭反正還會再長回來的路樹,是餐廳廚房外亞洲四小龍蜷曲纏繞生猛無比的油煙排氣管,是光纖網路第四台電話外加台電如異形魔藤般竄生竟也相安無事的各式電纜,是那些左轉右轉倒倒倒車中請注意安全因為人家有警告就可以在巷弄中快速衝鋒的宅配貨車,是那種連官方防疫網站都會請出柴犬賣萌大家也理所當然的現象……。

該怎麼說呢?毛邊就是那些鋸齒狀不平整不服順裝高雅也不像卻又因此讓人覺得正常與安心的台灣的一切。

攝影教會我的事

幾年前我開始密集在街上走動拍照,也才比較留意起都市的毛邊。攝影其實是一種尷尬的藝術,它最難做到的,就是避開現象的毛邊。

照片所能觸及的雖只是事物的表層,卻理所當然記錄了其上的所有細節;無論你走在信義區的光鮮百貨群裡,或南萬華靠堤防的邊邊角角社區,只要舉起相機,照片總是鉅細靡遺刻劃出光線所及的所有物事。往好處想,也可以說相機這東西很大器,總是無條件接納它所面對的一切──不揀選,也不批判,只是看,全部都看。

因此,表面上拍照好像充滿可能,想拍什麼就拍什麼,但在這個層面上,你又會發現其實毫無選擇。除非你打定主意只框取某些東西,或回家努力裁圖,不然影像中勢必會夾帶都市與社會的各種毛邊──那些確實存在,但不知始於何時,也不知何時會消失的細瑣繁雜景象。

而我所居住的台北,與其所在的那個叫台灣的島嶼,還真是一點也不缺毛邊。只要睜開眼,就會看到各種各樣說來有點無厘頭、有點莫名其妙、不太上得了檯面,使人既愛又恨、精神分裂、昏昏欲睡……或使人無言以對,卻又同時想放聲哀號的景象。

我起初也頗心儀國外街頭攝影那種美美的光影、純粹的色塊組合與乾淨俐落的影像,但是在台北,或說在台灣,那種照片需要勉力以求才會有,日常映入眼簾的,常是灰灰、雜雜、一團一團的。可以說,從那時開始,我開始懂得觀察、甚至欣賞環境的毛邊,「既然無法迴避,不如就學學相機,來一種遍照式的觀看吧!」

毛邊通常並不討喜,細查之卻又有其正當性必要性,譬如餐廳排油煙管。

從毛邊下手,從外圍切入

而街上所見的種種混雜現象,似乎也不斷在追問我一個問題:該如何去認識這個城市呢?或者說,該如何認識台灣?是從種種自己或別人歸納過的結論與系統下手,像調閱一本本的手冊、說明書、旅遊指南,還是直接去碰觸那個龐雜、充滿凌亂線索的現象謎團,讓它把你弄得心煩意亂?

我想到歷史被講述的方式。

正史總是修掉毛邊,留下主軸,留下關鍵人物與事件,講究的是骨幹,像經過漂白的光潔骨架標本,結構清晰,但缺少血肉,至少我上學時讀的歷史課本都是這樣的。但多年前肯.伯恩斯(Ken Burns)的一系列南北戰爭紀錄片The Civil War,讓我理解了歷史還有另一種呈現方式。

那套紀錄片蒐羅了許多當時的照片,與人們的手札書信,譬如參戰士兵的家書等等,一一呈現,可說是從毛邊下手,從外圍切入。透過大量看似雞毛蒜皮的細瑣材料與線索,竟也編織出一種確切的時代氛圍,在我的感覺裡,比單單講述格蘭將軍、李將軍的宏大事蹟要具體得多。

自從看了那部紀錄片,我就有了一種「毛邊意識」,理解到:真相為碎片之總和。宏觀來講,你我在時代的演進中,可能都至為無關緊要,如飛沫微塵,是世界的毛邊或碎片,卻也都見證並參與了某一段歷史,無一人例外。也就是說,每一個小人物,與環境中的每一筆細瑣材料,都可能是逼近某個巨大現象核心(如果真有所謂核心的話)的切入點,或至少是拼圖中的一小塊。

因此,樂觀來講,在街上遇到的每一種毛邊、每一個奇詭現象,可能都是理解台灣的一條線索,有其存在價值,並非全然只是老天用來折磨我們的。一座城市或一個社會的外顯現象,無論如何枝微末節,是否都訴說著其中人們的心智狀態?

毛邊是我們毫不猶豫會剪掉的,那些「不重要」的東西。

且帶著佛心出門

但即使你想通了這點,願意透過種種毛邊來理解台灣,還得先對抗自己的感官疲乏。走出家門,舉目所及是早已看到不想再看、有了結論或不想再做結論的各種現象,不管你喜歡或厭惡這個環境,一切就是那樣,沒什麼好說的,不是嗎?馬路不就是那樣?公寓不就是那樣?市場不就是那樣?台灣不就是這樣?如同叛逆期的中學生面對家人,寧願滑手機也不要正眼看他們。

而且,就算你克服了感官疲乏,也還需要時時壓制自己的評斷欲。因為我們都喜歡評斷、喜歡下結論,但並不是因為用心勤快,而是因為懶。面對人事物習慣化繁為簡,希望能透過快速歸納,取得一些個簡單結論,這樣生活起來會輕鬆省力得多。

在一般的歸納過程中,總是先把事物的鋸齒狀部分刪去,因為那「明顯不是重點」,就像講價時先請老闆把零頭去掉一樣。我們也希望結論越簡短越好,最好能歸納到十字以內,但因為我們實在太聰明,結果常常只剩下二三字,譬如「重要」、「不重要」,或「喜歡」、「討厭」。走在街上,我得常常提醒自己佛法所說的「分別心」,告訴自己不要太武斷,不要帶著預設意見看事情,必須忘掉那些二個字的結論。

無論如何,即便我忘了帶著佛心出門,由於在街上遊走拍照的時間很多,自然而然還是會把眼光投向都市的各種毛邊,因為現實情況是:住在像台灣這樣一個充滿毛邊的地方,如果所有混雜事物都不看,都認為只是進步前的過渡現象,那麼我們所能看的,其實也沒剩多少。這系列文章,就是來聊聊我所看到的各種毛邊,從某個角度來看,就是從很不重要的現象,來談不很重要的事,如果您身繫要務、且時間有限,不妨就直接跳過吧!

一座城市或一個社會的外顯現象,無論如何枝微末節,是否都訴說著其中人們的心智狀態?

本文原刊登於新活水網站「毛邊意識」專欄,現經新活水同意轉載。


掃出台灣色

文 / 圖:陳尚平 ( 專欄:非寶島指南 )

我們能做的,或許是看清並接受自己,但也保持批判性與調整的意願。你若是性情急躁,其實有機會讓自己變得直爽坦白,特色還在,只是不再粗糙。

是否有某些顏色,可以被定義為台灣色?在我的認識中,色彩不太是一種可以被獨立看待的事,很難只選出幾樣顏色,然後就說那是台灣色。必須回歸到環境中,連帶探討我們使用色彩的態度與方式,才能真正界定出一套屬於台灣的色彩符碼;或也有可能,我們對待色彩的方式,比色彩本身更具有地方特色。也就是說,只有在特定環境與態度之中,色彩才會以某種屬於台灣的方式呈現,如同被編寫了台灣的程式碼,看起來服服貼貼的。

我們不妨以一個現象來說明:在台灣,很少會在環境中看到大面積的單純色彩。究其原因,我們的環境本身就常是一種拼湊式的構成,基本上是由大小碎片組成的(想想公寓立面那些五花八門的鐵窗、各有主張的裝修……),而色彩是環境的一環,自然也不脫被碎化呈現的命運,以至於久而久之,成為一種視覺習慣,甚至是一種認同。

換言之,某一種色彩,若被大面積的單純呈現,可能就不太「台灣」了;同一種色彩,先切小,再做點漸層,再跟其他色彩拼合,台灣味比較有機會藏在其中。

這樣講可能還是有點抽象,舉個實際例子:如果你到倫敦,會看到整輛酒紅色的大巴士,在美國,也會以黃色巴士來當校車,但若回想一下台灣的遊覽車或大巴士,除了某些日系旅行社刻意以白色為招徠(以凸顯他們的東瀛特色),很少會看到整輛是一個顏色的,通常都會被五彩的漸層色塊、線條、紋飾與文字所碎分。碎分到某個程度之後,你就很難說那輛大巴士是什麼顏色的,但無論你喜不喜歡,那時候某種台灣味居然就跑了出來,你比較不會懷疑,那是一輛道地的台灣巴士。

但你可能會問,某家(X聯)客運不就整車都是螢光綠色的嗎?沒錯,但在這一類例子中,我們面臨的往往是另一種使用色彩的態度:當我們偶而看到單一色彩大量或大面積出現時,經常並非經過細緻的美學考量,確認那種顏色真的適合那麼鋪天蓋地的使用,而是出於企業主對所謂企業識別的偏執。另一家也以綠色為識別的航運公司,當年就把這種偏執推展到極致,連辦公大樓與旅館都蓋成整棟綠色的,顯眼是顯眼,目的也達到了,但是否能融入環境,就有待商榷。

撇開環境,我們不妨先回過來看看自己的色彩認知。

在台灣,一般人對色彩的認識,可說相當有限。最簡單的例證是,我們叫不出太多色彩的名字,例如紅色,不說別人,我就叫不出太多:大紅、酒紅、豬肝紅、橘紅、粉紅、桃紅……差不多了。

據說蒙古人光是形容馬的毛色,詞彙數以百計,那是因為他們天天與馬為伍,對馬有極深的認識與情感,這些自然反映在他們的詞彙中。而我們叫不出太多色彩這回事,其實也反證了我們跟色彩有點生疏,或至少情感並不熱烈。若人們對色彩的認識分文武,文的細緻,武的粗猛,說台灣一般人都偏武,應該算公道。

印象中從幼兒園的圖畫課開始,我們給小朋友用的彩色筆,顏色就很少(12色?),紅就是紅,綠就是綠,加上藍黃橘棕紫灰黑等,塗來塗去就是那幾支。在老師的示範中,天空就是藍色,植物一定鮮綠,明確到不行。據說媽媽若給小朋友帶一盒顏色較多的筆到學校,老師有時還會反應說,為了保護家庭比較弱勢的小朋友,不讓他們產生自卑感,是不是大家都用一樣的就好?

這種極簡版的色彩認知,是否在小朋友腦中形成一種烙印,我不是很確定,但在隨後的成長教育過程裡,色彩其實也沒以更細緻的方式進入我們的意識中,不是嗎?依舊紅就是紅,綠就是綠,頂多再多一點細分,但不會太多。

這結果或許就直接反映到環境中:你到我們的生活場景裡看看,那「最初的十二色」,似乎以各種方式不斷再現、還魂,充塞於許多角落。而其中那幾個特別顯眼的原色──紅、黃、藍、綠,更是備受青睞,也形塑了台灣的日常視覺現象:大剌剌的生猛豔麗,遠多於柔和含蓄。

但我們也不能忽略氣候環境對色彩感知的影響。熱帶非洲的人們喜愛豔麗奔放的色彩,北歐人每天看著灰灰冷冷的天空,就偏向低調內斂。而地處亞熱帶的台灣,在這種色彩偏好光譜中,傾向於明豔,也就不令人意外。這其實也不斷體現在環境中,譬如我們那日漸彩色化的街道,尤其是近年台北巷弄中大量出現的綠色人行道,配上本有的黃、紅、白線,更是非常醒目,充滿亞熱帶風情。我總會有種戲謔揣想:若是很容易改變柏油瀝青的顏色,我們的馬路可能早已經連車道都是彩色的了。

而把公共環境的色彩,交給工務部門與里長們來決定,肯定是相當恐怖的事,但我們似乎沒有太多警覺。

過去里長們想進行環境美化,能用的手段比較少,多半是植花種樹弄盆栽,但從幾年前眷村彩繪開始流行之後,里長們(與層級更高的長官)似乎突然間有了領悟:這真是個好主意啊!既可「美化環境」,又有立竿見影的政績,除了不讓台電變電箱彩繪專美於前,還能有更大尺度的揮灑。於是,許多巷弄,無論是否窄到僅能容身,都變身為五顏六色的彩繪,深入鄰里的程度,常令人嘆為觀止。

這麼做的結果,平心而論,有效果也有問題。有些陰暗巷弄的確彷彿有了生命,但環境中最後的一點樸素底色,也很快消失了。那些大面積的灰,正如本文一開始所說的,又開始被切碎,被進一步以五花八門的彩繪「台灣化」。

這也暴露了我們治理環境的另一種常見問題:過與不及。要不就全不經營,一旦開始使用某種元素,譬如色彩,就不甘於只是重點配置,只用在最有效果的地方,而是鋪天蓋地的來(反正油漆相對便宜?)。我們不妨回想,早年物資缺乏,過年時家戶門前的紅色春聯,在一片低調的環境色彩中集約現身,既醒目又有喜氣;而一旦弄得到處都是彩色時,很可能互相抵消效果,徒增視覺疲乏。

而因為對色彩的認識不細緻,日常生活中自然更不會發展出幽微的色彩倫理學。我們仍信守少數的文化色彩符碼,那是沒錯,譬如紅、白與婚喪的關係,過年穿紅內衣討個吉祥,參加喪禮則包白包穿黑衣。我們也都知道,從前的皇帝是黃袍加身,封建時代不能隨意穿黃色衣服;而現在選伴娘禮服時,婚紗公司也會提醒不要搶了新娘的丰采。但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用色通常不會考慮其既有意義,也完全無所謂尊卑位階,常是沒大沒小的。

譬如居家環境中色彩最鮮豔搶眼的,常常卻並非重要的東西,像掃把、畚箕、水桶這類打掃用具。你不免要納悶:掃把不是最卑微的用品嗎,有什麼必要是紅綠相間對比強烈的螢光色呢?但你也會發現,這種配色的掃把,已成為市場上的大宗。而若住在新北市,連專用垃圾袋都是粉紅色的,也算有了醒目的配套。

環境是人設計擺弄出來的,但環境也會反過來影響設計者,這是一種循環。

我觀察到台灣的設計者,無論是平面、影像或空間設計,某種程度也都被環境制約了。就以整體/碎化這個向度來說,我們對碎化、繁複的耐受度很高,也偏向於那樣去設計,對整體、簡潔的東西,就比較容易有危機感,覺得不安全,好像做得太簡潔、色塊面積太大,設計就還沒做夠,會對不起出錢的業主,需要再切細一點,再多加一點元素進去。

於是,我們常會看到本來就不大的公園被區分成許多更小的區塊,新聞主播背後的螢幕塞滿了小抄一樣的圖文,而書本的封面與路邊的廣告看板設計,也都傾向繁複,這當然也連帶影響其中的色彩呈現。但這樣到底好不好?其實很難有定論,因為那早已成為我們的一種共同認知與習慣。

說到底,我覺得要討論台灣的色彩環境,有點像檢視每個人自己的人格特質一樣,那些使你不同於別人,因而有所謂特色的點,常常未必是你可以覺得自豪的地方。但你也不必急著去改掉那些點,因為都改掉之後,你可能也不再是你。所以我們能做的,或許是看清並接受自己,但也保持批判性與調整的意願。你若是性情急躁,其實有機會讓自己變得直爽坦白,特色還在,只是不再粗糙。

本文之前身為2016年刊登於「眼底城事」之〈原色之愛〉,後經擴充改寫,發表於《活水》雜誌21期:「色不是空」專題,現經新活水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