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家儀

 

某天，翻開“Surveillance,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and Social Control”這本書，覺得好像給我們當代城市人一個當頭棒。該書在20年前已經在探討「監視系統」（Closed-Circuit Television，以下簡稱CCTV）與社會控制的問題，但這個討論一直沒有廣泛被亞洲城市的居民所關注，相反地，CCTV成為城市的寵兒。不禁一問，為什麼市民對於CCTV沒有質疑或戒心，反而認同支持？它又為何能在都市中如此普及？到底我們要追求一個怎樣的城市生活？

 

城市的神話符號

在探究這些問題前，我們先來看一看當今城市的大趨勢。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情況下，城市為了吸引資本而相互競爭。許多政府以「智慧城市」掛帥，透過如互聯網、大數據、伺服器平台等資訊科技，以電子數碼設備為基礎，收集和整合資訊，並應用到城市中的電力、交通、自來水、建築物、居家生活等生產或生活的各種系統中。但這種所謂「智慧城市」的規劃等級充其量只能算是「e化城市」，稱不上有「智慧」。這種「e化城市」著重數碼化，而基本的城市治理議題例如社會公義、政治參與、發展的意識形態、個人隱私和自由等，皆被視為與「聰明」和「有效率」的城市無關。更甚者，有些政府利用數碼化科技來控管市民社會，將資訊科技竪立為進步和發展的符號，以「智慧城市」的包裝合理化那些不合理的國家行為或社會現象。

回望當前「e化城市」的生活空間，就會發現這種建基於科技與數碼化的城市規劃，透過CCTV改變了我們的城市地景和日常生活。支持的集團／聯盟（政府、資本家、傳媒及相關行業）把CCTV塑造為預防罪案的最新武器，具阻嚇作用以改善治安環境，更進一步神話它的功能，指稱有良好治安才能使城市更有吸引力和有助經濟發展。把安全、預防罪案、科技和發展等概念連結上「CCTV」這個符碼，令民眾對CCTV感覺良好，予以支持。偶有反對的聲音，反對者通常會被污名化，面對質疑：你擔心什麼？你要隱瞞什麼？你到底怕什麼？簡直是把質疑CCTV的人都當潛在的犯罪份子來看待。

漸漸地……我們的城市形成了兩種主流面貌：一種是好玩的空間，可以有即興、個人創意，並與國際連接。另一種是充斥著恐懼和隨之帶來、越來越多的控制和操控。然而，在倫敦舖天蓋地的50萬部CCTV亦未能阻止連番恐怖襲擊。此外，CCTV式城市治理認為犯罪事件就是公眾秩序出了問題，用CCTV處理公眾秩序的危機，但事實並非如此，或這僅是其中一面。城市長期的犯罪事件上升是CCTV主要發展動力，其背後更大的動力是恐懼差異。因此，社會衝突的根源——政府及民眾沒有能力或意願去處理差異——被忽略，甚至令現代的城市慢慢失去耐性和能力去處理差異的問題，同時，也否定城市是多元文化的核心價值。

生活於隱形人的眼底裡

當我們的城市越來越缺乏包容，差異便會產生恐懼，而恐懼就會被操弄以達到某些政治目的或經濟利益。為了消除和陌生人共同生活在城市中的莫名恐懼感，城市以「預防罪案」之名在不同地方安裝CCTV去監視所謂的「可疑人物」。當我們離開家門走上大街，三不五時就會看到CCTV被裝置在公共空間、私人大廈或商店門口，甚至有人會把家裡、學校、公司、車廂改裝成「e化場域」，美其名是「智慧式」住宅或辦公大樓，實為淨化空間，安全至上，排除「不恰當行為」（inappropriate behaviours）及「惹事、可疑的人」。在這個「被譽為天上友善的眼睛」的背後，卻是無數隻隱形的眼睛正在打量和記錄人們的外表和舉動，輕則成為茶餘飯後的話柄，重則變成罪犯的目標或政府監視的對象，「安全」回歸到個人層面卻變得弱不襟風。

或許人會認為這種想法是多慮了。但電影《大佛普拉斯》不是把這些擔憂活現於螢幕之上嗎？！電影中被偷走資料的人，沒想過裝置在車廂的CCTV（行車紀錄儀）會如此輕易被人盜取偷看，而片中主角因為好奇心偷看，結果惹來殺身之禍。除了公共空間，CCTV的網絡也隨著數碼產品走進私人空間。早年，台中一名女子在家安裝了「天使之眼」網絡監視器，被不明人士駭進系統，疑似偷窺她換衣服的私密情況。

圖片來源：《傳真社》照片

再舉另一個香港例子：有一名政圈中人，聲稱被疑似中國公安部門擄走禁錮，並在大腿上釘了數十個書釘以示警愓。其後，他報警求助引起香港社會譁然。數天後，有媒體取得附近店舖的CCTV記錄，指一名疑似當事者的人並沒有被擄，這又引發了「CCTV的記錄是真相還是一次表演」的爭論。姑且先不論案情的真偽，但CCTV引伸出來的問題是每個人都難以置身事外的。

圖片來源：《美國之音》照片

還有一些政府把數碼化系統作為控管市民社會的好幫手。根據2017年中央電視指出，中國現有約2000萬個「天眼」形成「天網」，並具有人臉辨別系統（被鎖定的人可分析出他的年齡、種族、性別、衣著甚至表情狀態）及大型資料庫等技術。曾有一名BBC記者測試此監控系統僅7分鐘便被抓住了。除了用於交通重點以辨認異見份子進行抓捕，中國政府已把監控系統從社會延伸至教會、甚至中小學。近日，杭州第一中學的教室已裝置了「智慧課堂行為分析系統」，對學生的課堂行為數據化，包括聽講、閱讀、舉手、書寫、起立、趴桌子的人次，同時亦提供不專注學生名單。

圖片來源：《路透社》照片

 

天眼噬隱私？北市裝設16萬盞「智慧路燈」具備人臉、車牌辨識

當我們竊笑其他地方的不民主情況時，不妨回望一下身處之地。數天前，台北市政府宣佈在2021年前將台北市16萬盞路燈變成「智慧路燈」，兼具有車牌和人臉辨識功能。近年來，除了民政、交通、社政的CCTV外，台北市在監視系統「e化管理」方面，亦投入16億經費預算，在全市設置13,655部新型的CCTV，並具有強大的攝像和管理系統及影像智慧辨識等功能。同時，內政部也動用20餘億元經費將監視器全台連線，以打造「電子城牆」。

我們何曾想過，要如何保證這套系統不會用來鎖定政治對手或異議人士的車牌號碼，甚至洩漏其行蹤給媒體呢？我們可有明確的監督系統與投訴的管道嗎？在台灣，路上的CCTV多到數不清，除了公部門、里辦公處，還有不少店家、住宅、社區或商業大樓自行裝設CCTV，那安裝及操作都不需要執照或通過規劃審批嗎？到底誰有安裝的資格？誰又能使用取得的影像資料？隱私的保障和法規監管和規範的討論又是否足夠呢？

台北市政府規劃推動多功能智慧路燈，功能包含人車流偵測器、偵測空氣品質、主動回報故障等；路燈懸掛顯示器不僅有跑馬燈功能，公園內設置的智慧路燈還有手機充電服務。圖片來源：《台灣好新聞》照片

監視器何為城市治理處方？集團式推廣無所不在的天眼

儘管人們對CCTV仍有很多疑問，但由於它被視為與犯罪事件相關的社會及經濟問題的快速技術修補(technological fix)，因而形成集團／聯盟式的管理／操控，當中包括媒體、警察、政府、商家、房地產、保險公司、監控產品的行業等，將許多因素揉合，推動大型公共投資，擴張閉路電視的網絡。簡言之，政府和開發商以增加競爭力為名；警察希望減輕工作又提高入罪率；媒體樂於把CCTV的影像娛樂化；生產商把CCTV塑造成複雜的社會問題的簡單、完美解方。在多管齊下的推廣，CCTV形成多重的身份和重要的角色。

同時，城市間為了競逐（流動的）資金投資以刺激當地經濟，各地政府紛紛採取各種城市營銷策略，包括透過城市設計改善環境和治安等，並使用更大權力去控制公共空間的活動（可能妨礙商業的活動），因而令CCTV得以進一步擴張。生產和銷售的商家當然支持CCTV的網路，並與政府組成聯盟，發展出控制罪案的新語言，以公私合作／多重能動性的合作，強調那些行為是對的、可接受的，不再關注犯罪行為的社會成因，轉而強調社會控制、管理犯罪行為。

監視器網路的商業道理：消費解決公共議題

一旦開始裝設CCTV，便會有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系統擴張趨勢，即前期基礎設備的費用較為昂貴，後期數量安裝得越多便越便宜，所以，安裝更多的CCTV便具有其內在的動力，還沒有安裝的地方便成為有待填滿的空白之處。擴張方式也可以在於範圍經濟(economies of scope)，只要發展了基本技術，CCTV便可以複製應用在各種範圍，例如新用途已延伸到監控教室、監控員工等。

因此，閉路電視不僅是有道理，更是有商業道理的。這個概念從公共空間延伸到消費空間——各種商場或娛樂空間，執行消費主義的行為規範，不願意或不能跟從「消費公民」的行為規範，便會被排除在公共空間之外，例如行乞、「可疑」的年青人、抗爭的公民活動等。今天，商業擾動了城市的恐懼，差異不再受到讚美而是被隔離，清理犯罪事件、失序、城市空間的他者。所以，CCTV被大力推廣為城市街道和空間的神奇「清理」方案，並發展成為常態，如同水、電、煤氣、電訊，由零碎／局部的系統開始到全面覆蓋，並邁向成為／已成為第五種公共事業，無所不在。

 

找回「街道之眼」，找回安心行走的城市空間

這種對於空間管理的問題趨向單一化，強調效率和秩序的解方，以CCTV為技術中立代表的科技被快速廣泛應用於不同的城市中。實際上，此為功能主義規劃城市，忽略了城市是個複雜的有機體。正如經典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作者珍雅各女士指出，公共和私人地方應該有清楚分割，以明確角色和責任共同分擔社會的風險性，因而我們需要「看著街道的眼睛」，建築應盡量朝向街道，促使街道應一直有人使用。但「e化城市」把這雙街道的眼睛變成CCTV，解構街道的意義，加速了街道社會連接和公共秩序的衰落，令公眾的人性、參與性和歸屬感伴隨著參與式民主的熔爐──公共空間(public space)及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功能和物質的城市空間，不僅影響人的心理及公共社交能力，更大大減社弱社會功能。

CCTV雖在犯罪調查上能發揮功能，但以佈下天羅地網監控系統為上策，實際上卻令人忽略了尋找好的公共政策以解決城市罪案問題，降低了人際互動產生的自然監控(natural surveillance)。為了所謂的「城市安全」，卻破壞了真正民主的城市空間，將城市置於中產階級的治理下。排除所謂「惹事的人」及「不恰當行為」，不單只針對犯罪事件，而是為資本擴張而淨化空間，這將會帶來深遠的嚴重後果。街道再也不能成為協調差異的場所：城市社區的集體情緒文化受到破壞，人們不再仰賴社交來往以獲得安全，不再參與公共領域。我們對於公共治安的態度矛盾，一方面要求城市的高度安全，另一方面卻對身邊的人身侵害事件無動於衷或不敢聲張。一般市民對CCTV的普及似乎漠不關心，甚至認為「只有做壞事的人才會反對監視器」。問題是，誰來定義好和壞？

 

總結：我們要一個怎樣的城市？

自從IBM於2008年提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世界已有越來越多的城市爭相效法，並有不少學者豐富了原來的基礎概念及內容。雖然，目前對於「智慧城市」的論述和標準都沒有一致的定義，但「2011年全球最聰明城區」的荷蘭恩荷芬市市長Rob van Gijzel提醒，「智慧城市」的焦點不是在於科技：

智慧城市要有人的溫度，生命的熱度和所提供的科技服務，必須是人性化科技服務，科技掛帥的智慧城市，缺乏公民參與的結果，往往曲高和寡。

因而，科技服務必須與住宅政策、公共空間結合，所以必須徵得市民同意，即使是設備採購過程，也必須做到讓社區參與。

人的存在依靠差異，城市中生活本來就是「活在差異之中」，差異可以培育公共社交能力，經驗無序(disorder)可以成就文明，並能培養以正面態度面對恐懼，成為精神生活的基礎，這才是都市文化的創造性元素。著名的創意都市研究學者 理查•佛羅里達提出，創意城市有3Ts:  Technology科技, Talent人才,  Tolerance包容性，他最重視城市的創意氛圍，就是最後一項包容性。面對未來知識與創意經濟，我們的城市，卻只有恐懼，沒有包容。

現在，我們面對「e化城市」的都市管理的經濟和政治考量，往往是單一導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把CCTV用作城市管理及各種都市問題的工具箱，解決犯罪問題、私人化和淨化空間，排除差異，建立消費者和商家對市中心的信心，造成一個個獨立的堡壘，促進城市的競爭力，甚少面對抗拒的力量。公共空間變成是城市管理者的責任，社會秩序成為消費的產品，而「智慧城市」之名只是一個符號，用來作為控管／侵犯人們的生活和隱私。

智慧城市不等於是網絡都市，也不是教人惰懶、反智愚民的工具，令公共空間收縮、民主倒退。因此，當台北市政府宣佈將要安裝16萬盞具有臉部辨識系統的「智慧路燈」卻被受爭議時，我們也該來思考一下：為何CCTV排除差異卻使我們更加恐懼？「智慧城市」為號召，能讓我們活得更聰明、更包容、更民主嗎？還是「偽智慧城市」會把城市變得更笨、公民變更得懶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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