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三灣少年藝工隊

即使對兒童而言，重點也不在於隔離汽車，而是減少汽車的主宰和處理被汽車侵占的街道遊戲空間。

－－Jane Jacobs（2007）

 

我還認識到了自己和「人民文化」間的距離，人們之所以更熱烈地歌頌人民文化中那些樸素平凡的奇才，是因為人們隱藏了或蔑視那些給予他們生命的人。

－－Luce Giard（2014）

苗栗縣三灣鄉內灣村，2018 年起面臨北橫公路斗煥坪至三灣段開發。一個恬靜的、人口僅 724 人（107 年 7 月戶政資料，實際活動人口約 6 百人）的高齡化客家農村，須面對為期近三年的空間壓迫。

8 月 20 日至 24 日，三灣「少年藝工隊」媒合在地青年、社區劇場工作者、記者、城鄉研究者和4名國中生組成跨領域團隊，舉辦為期五天的空間工作坊。在村長支持、社區發展協會與家政班參與協作下，甫入國中的新生一早進入廚房備料、醃肉，為讓年齡更小的孩童專心投入工作，創造嶄新的交通標誌。

在這個以種植高接梨聞名的小村中，有著 10 位小孩，除多數客家人外，還有越南、印尼與賽夏族家庭。

有 7 名村裡的孩子從各方前來匯聚，於活動中心等候團隊抵達。每早九點半，青年們載送 15 位三灣國小學生抵達砂石工地旁的活動中心，而國一生協助管理場上秩序與文具發送。跟團隊一同工作的孩子們（即便年紀最輕的小一生），多數盼望自己能被視為大人，與成人一起做事。未曾做菜的幼童是少數。孩子的成熟心態，讓團隊嚴肅立下遊戲化的「工作契約」，期許為每天的工作坊紀錄，留下些自我規律與達成目標。早在上學期末，團隊不斷向孩童重申這場「工作坊」有著「遠離學校鐘聲，一起在社區工作」的清楚目標，讓他們自由選擇。對於過度搗蛋者，成人將針對秩序問題、工作狀況向孩童提出討論，共同決議是否持續留下。五天下來，除一位小二生勇敢申請退出（團隊尊重其意見），最終保持 24 位學童投入社區空間調查工作。

團隊與孩子們除面對開發問題所造成高齡化社區的不適之外，也引領這批年紀平均八歲的「小大人」們，思考、修補自身村莊受到學區劃分後的人際處境。位在淺山區的內灣村，依照人口集聚地，可粗分成：近頭份市斗煥坪的龍崀頂（含小份美社區，苗 17-2 線）聚落、近小銅鑼圈與臺三線側的水頭屋，及與珊珠湖一河之隔的文衡宮周遭社區（活動中心與村長辦公室）等三部分。外圍多以果園與露營業。再從地形看來，內灣村夾於淺山、溪流，銜接頭份與三灣之間，造成三個聚落的孩童（即便都屬於內灣村），分別流向頭份市的斗煥及僑善國小等，近水頭屋聚落的人編入三灣國小。雙方關係是隔離且不相識的。

此次機緣不僅讓三灣國小與鄰近區域的同儕共同工作，也引發團隊深刻反思鄉村青年人口外流的批判性要因：學區劃分下伴隨的成長與認同絕不容漠視。

面對公路開發，固然有村民樂觀認為，此舉將為邁向凋敝的村莊帶來觀光產值及房產增值的期待，但當團隊走訪下來，亦遇不少「寧可平靜餘生」的民眾。我們想起英國知名繪本畫家 Charles Keeping（2002）在«天堂島»所繪的：面臨快速道路開發，孩童與年邁居民被迫遷往濕地。即便他們在溼地上重建商店與遊戲場，但「沒有人可以討好每一個人」倒令人深思。

不願署名的村婦向我們反映許多開發的真實狀況：由於砂石車開採中港溪的自然資源，除造成河床生態危機外，大車頻繁行經高齡社區及產業道路，汙泥與粉塵侵襲各戶民宅，厚重的車體造成馬路損壞、凹凸不平，底下水管及瓦斯管有其危機。此外，居民須提防工程車進出，連自家的停車空間也不得安寧。我們意識社區內正不斷湧現新的空間危機，皆加諸於老人行動與心理的不適，這種情況下，青年和孩童可採取何種行動？其中藝術又能轉化些什麼？

大人帶領小孩觀察砂石車所造成的空間影響（林正尉攝）

一、 從危機中反省「願景」

過往現身臺灣的地景藝術節群，常以帶動城市/區域品牌形象為目標；另一種光譜則是關注社會議題的青年人士，針對前者，規劃批判式的「地景藝術」，訴諸對土地或大型建物的開發省思。然此過程中，關於地景的想像為何欠缺婦女與孩童的視角？為何少見以她們為主體的「地景藝術節」？

其次，孩童、婦女與年長者的（社區）地理學想像是什麼？要如何擴展它？經團隊訪調發現，當內灣村多位婦女自述從家園到農田間的移動軌跡時，她們樂於分享每週菜攤、肉販抵達村裡的時間；也有八十餘歲的村民說到，在缺乏公共交通支援的環境下，必須清早徒步 30 至 40 分鐘，穿越無行人道的河橋，提防大車，等候前往頭份市的公車。

從在地婦女的口述資料看來，團隊須從她們能夠描述的言語，含括其環境（時常與家庭維持有關）經驗中，進一步分析出「挫折、威脅與限制她們活動的事物」（Leslie Kanes Weisman, 1997）為何，來增進、支持進而提出改善其日常生活的要素；而«童年沃野»作者 Nabhan 與Trimble（1998）在發人醒覺的開章談到，孩童對樹與石頭的記憶，足以織構童年的景象，且現以動物、植物、自然環境中所觀察到的某種「平等性」，重新為地方命名。這兩種社群呈現出極端對比。

讓我們重擬藝術方法來整合兩者經驗中的優劣。

舉例而言，倘若回看 Philippa Goodall（2002）論及性別與設計時反映的那樣，我們發現行動於都市與城鎮中女性仍具相似：「女人在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史，是在生產和再生產領域之間，在外出受薪工作和家務無償勞動之間，不斷游移的界線。」村莊婦女更不被鼓勵幻想（每天往返農園與家中的婦女尤是），她們總被期待以家庭、生產（包含家庭經濟）和維持地方倫理為重，即便幾位婦女口述表示婚後即便參與大型紡織工廠抗爭運動，但回到農村，日復一日的農作與家務，仍受制於日常化的生產邏輯；然而孩童的本領是幻想與觀察，占其生活缺一不可。因此，婦女和兒童協作出地景藝術是可行的嗎？透過婦女與在地年長者的口述，促進團隊與孩童一齊反思社區內的公共環境，便是團隊的問題意識與行動核心。

孩童分組採訪社區婦女的空間感受，並製作每日年長者的移動路線圖，進而思考哪些地方值得改善（陳靖偉攝）

工作坊過程中，團隊發現內灣村的兒童代表，主動帶領三灣孩童們場勘他/她們認為必要認識的小徑和巷角。團隊與絕大部分孩童已有一學期的相處，觀察平時不同成員溝通、互動與制約等力量，將所有孩童與國中生編組，打破年齡隔閡，依學習能力、參與度和獨立程度與否，促成合作學習機制。即使偶有孩童糾紛，合作互補的效用也隨時間逐步明顯：他們相偕前往危險的砂石工地訪居民、觀察人口外流後的廢墟空屋；首日學會與社區媽媽們採訪、製擬訪綱，並於第四天的世界公民咖啡館，分組詢問媽媽與老人每天的移動路線、如何走上橋、在村莊那些地方感到不適或亟需改善等問題；嬌羞或參與能力低的幼童則手作摺紙，製作紙飛機感謝村民。一路上，由各組國中生擔任組長，適時指派熱心負責的國小學童擔任副組長，統領秩序、教具維護與馬路安全等職務。

此外，團隊發現孩子即使熱愛嬉鬧，也不曾在田埂、砂石工地、滿地碎石屋瓦的廢墟上與餐桌上的菜刀使用，使自己受傷。他們學會參與式規劃的基礎原則，以不同情緒貼紙，直觀表達自身對於社區空間的種種看法，同時學習與內部團隊討論到公開發言，也將年長者對社區空間使用的想法聚焦，即便最終提出粗糙、卻也盡他們能接受的模式，模擬出十餘組帶有解決方案與願景的畫作。

內灣村的破舊老屋中-居民豢養著不同動物 — 這些動植物是孩童建立地理學的重要起步（陳冠文攝）

二、 烹飪與共食：複數型的公共實踐與圖景

論及烹飪與紀錄，法國歷史學家 Luce Giard 曾從自身女性背景感到困惑。女性注定無休止地奉獻各種家務和創造生命，花費、奉獻生命中一部分時間到「不能留下痕跡的事件裡」。對她言，婦女的廚房空間、菜餚味道與構成，重現「代代相傳，從事基本勞作，總受家庭分工束縛與苛求，始終忙碌日復一日的三餐飲食，照顧他人身體起居」背後的「無聲傳說」。Giard 補述：

烹飪時，人們本來就有或苦苦尋找卻沒找到的職業，已不再是確定人們社會身分的角色了，這種時候對很多人來說，除了體會到灰色時段的苦澀滋味外，一天結束，任何東西都不存在了。但是，準備飯菜可讓人感到一種少有的幸福，即自己創造某樣東西、加工現實的某個碎片、感受到縮小化的造物歡樂這種幸福，同時保證人們受到樸素而精采的誘惑，重新體會感到構成幸福的一切要素。

這段話恐受女性主義者在勞動體制未能改革而非議，然 Giard 重點仍在於：在廚房烹飪的儀式語言、打理家務順序的技術等創造自己的「風格」，這些溫柔且連結他人的力量，是女性特有的主體活力。換言之，當婦女以自身方式談論烹飪事務、如何組織事務、醃漬食物，亦傳達出她們身體語言是如何體驗生活：而透過這些私密的日常瑣事，讓外人了解到婦女的聲音是「怎樣扮演自己的角色和怎樣展示己能力時，……非常在意自己的為人處世，且內心很為自己完成必要任務的方式感到自豪」。

內灣村並無貨鋪，更無大型連鎖商店。一般民眾擁有汽車與摩托車，但由於缺乏公共交通運輸，無駕駛能力的高齡者今年起須時時閃避砂石車，前往步行約莫半小時的公車站；村裡的洗衫坑，偶見男性洗衣，但幾乎是婦女使用，且分享日常資訊之「公共場所」。而僻靜之處的村長家，則將資源回收場改造成有桌椅圍繞的迷你社交空間。從村長家步行百步距離的活動中心，平時辦理歌謠、義診與共食等活動，可謂村內較具規模的集會場地。

共同煮食、共學技藝的家政班，可促進婦女從家園到農田間，另一種共享性的生活體驗。煮食背後的公共實踐及其圖景為何？由於內灣村公共機能尚待完善，我們應可理解：從自家菜園到家庭周圍，對高齡者、婦女和孩童較能構成核心的「場所依附」（place attachment），這其中的藝術行為，又會如何讓她們感受到無負擔的參與途徑？

剛從幼兒園畢業的賽夏族妹妹 — 已思考社區農田間裡未能拴緊的竹竿-恐影響路人的安危（黃馨儀攝）

由於「場所依附」是人與場所的情感連帶歸屬和認同，亦為有所依賴的空間要素，在日常生活裡，個人和社區間，由於個人經驗、記憶和意向等，隨時間培養出對某地的深刻附著。因此，團隊觀察居民家中廚房、圍繞居家環境的自植菜園、和門口的板凳和圓石（處理筍干與漬菜），皆可閱讀出婦女「由內而外」，從自家空間延伸出與他人交流的共同樣貌。她們表現出一致性的生產行為：一同晾曬蔬果、南瓜，而廢棄的鍋爐用於植栽上的擺設等。這些身體－器物的世代連結，都醞釀出婦女與周遭環境互動的親密依附。

「少年藝工隊」思考下的協作型地景藝術，即考量婦女帶有私密的廚房空間到公共行為（從共同烹煮與戶外環境打造）的過渡。

首先，透過客家村婦女熟悉的「曬」與漬物，進行相關訪調，踏查不同母親（也包含少數閩南、賽夏與外籍配偶）來到此地的生命背景，而這些微型敘事，如巢狀織構起本地歷史。同時，帶有故事的棄物，將透過孩童的想像轉化，重新為村莊製出裝置藝術。

在家政班與內灣社區發展協會支持下，孩童們分批交換參訪，前往不同家戶廚房，訪查阿婆們最擅長的菜餚、廚具等；工作坊期間，十餘位母親們前來活動中心，協助孩童製作湯圓、與國中幹部共同製作米漢堡等食物，透過孩童雙手，打造近 40 人的午餐。

為與孩子共同體會砂石車宰制村裡產業道路的空間危機，團隊不擇舒服、空曠的廟埕讓他們烤肉，而是選在活動中心外，緊鄰砂石車與水車穿梭不絕的畸零地。依照數天下來的社區資源踏查經驗，他們得從不同街角蒐集磚頭與枯枝。

當砂石車頻繁進出村莊，我們發現，孩子們逐漸意識自身的活動空間正遭受工程車與噴水車干擾。幾位男孩便將多餘的樹枝架起，隔出畸零地與道路之間的界線；當水車清洗馬路時，有些女孩在「樹枝城堡」上架起雨傘，意外讓司機停下速度。這些元素促成孩童們的空間改造潛能。

此外，團隊與孩童將於九月至十月下旬期間，固定週三下午於資源回收場附近舉辦「以物易物」的市集：以小禮物與社區阿婆們交換廢棄鍋碗瓢盆的經濟模式，持續培養孩子擔任桌長，組織賽夏語桌、客語桌、越南語桌與印尼文化桌，讓村裡不同族裔女性居民都有機會且平等表達故事。

義大利作家 Italo Calvino（2015）曾在<可愛的垃圾桶>描繪廢棄物的移轉功能。將廢棄物從一個容器轉移到另一個容器（垃圾擺放處或工人之手）的過程，對他來說，不僅象徵著從私有轉化到公有的過程，也是最後的儀式行為：「與殘物的告別，為了證實曾經擁有、不可逆的所有權，而私有就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不過，團隊意欲從「最後的儀式」延伸出另一種生命的再造。我們試圖將物遷移至某種具有公共色彩的地方（即帶有社交功能的內灣村資源回收場），透過不同（母）語言與文化交流的孩童「分享桌」，讓物重新過渡到另一傳承儀式：此時如嬰孩斷掉臍帶，母親們得暫時放棄物的私有權，允許她們所哺育的孩童再製、連結、發想。

換言之，這項公共儀式意味著從她們家（或她的私有）中遺棄的廚具，重新組構鄰里關係、再創作，透過協作而非主導的力量，將摻入藝術與生命故事轉化後的物品，萌芽新生命。我們擬邀請婦女們重新用於佈置家中、菜園，或讓她們提出對社區空間布置及改造方案。這項藝術實驗，可跳脫出策展人、公部門與藝術家所居的支配性想像。

三、誰的共享域？

共享域概念係由三個元素組成：資源、社群（或共享者）及帶有集體管理的制度。它朝向嘗試性實驗，不僅於資源共享，也包含集體討論並採取行動下的社會實踐。共享域意圖模糊空間的公共與私有邊界，其中孔隙也能讓不同社群 / 使用者重新定義。

「開放且回饋」、「集體決定」、「多元性」、「社會公平」、「環境永續」與「社會型的禮物經濟」等，是 Martin Large（2010）標誌出的共享域原則。而這些要素亦是團隊思考新的鄉村社區營造理念的實踐方向：允許挑戰而非固著、肯認每人皆有實踐權，替代舊有社造模式中，可能導向的資源寡佔後果。正由於共享是動態的、協作的（亦須意識誰正受到邊緣），有賴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任和開放性。一言之，它根源自最初始的社區維持關係，在今日更為複雜的社會與生態環境裡，謀求精準且帶有前導能量的施作方式。

我們又如何與孩子思考、創造共享域呢？

具體而論，不分學區與年紀的孩童於幾天工作坊下來，漸能針對社區的美、安全、不適、危險、髒惡做出直觀性的判斷。不過，若缺乏長者與婦女們（再讓孩童訪查社區居民的親身經驗，透過便利貼與色筆，重新在他們畫好的地圖上，黏貼實地生活於此的老人感受）參與，這項行為僅能是單薄、果斷的臆測。至此，團隊要讓孩童進一步斟酌（必要時妥協）訪調結果，方能進行有共識意義的空間生產。

透過孩子直觀的雙手、不畏權力的本能和創意，為村莊裝設交通標誌。這些畫面意象背後，盡突顯出村婦與孩童共同商討下的結果：阿婆在河床工地向他們分享砂石車還未到來前的螢火蟲生態；幾位年長者分享清晨過橋至市區採買物資時，都提到車輛威脅、坡度問題，及缺席的休憩空間；年近七歲的在地孩童則因幾天暴雨不斷，畫上警惕土石流與生命安全的符號；有女孩提醒村民在大樹下乘涼，得提防紅蟻出沒（我們喜歡她的作法，即便八歲的她還未意識街道家具對「在地老化」社區的重要性，但她已觀察到紅螞蟻恐造成老人休息時的威脅，並以客家人「奉茶」傳統習慣，提醒老人與紅蟻一同喝茶）；更有孩子發現村莊農田裡的福壽螺卵增多跡象，他們坐在廟埕，共議居民可考慮養鴨，以消除螺卵。

我們也發覺，開採河床的砂石車對在道路上工作的孩子日趨謹慎，有幾輛甚至繞道而行。團隊盼在村莊內架設這些孩子們與媽媽共議下的交通標誌，也讓訪客與居民都可以「主動參與」馬路上的觀賞行為，進一步讓大車與民眾意識到道路的使用主體，提高警覺、減緩速度。

專注思考社區街道家具正被紅蟻侵襲的孩童（魯汪攝）

四、小結：面臨危機的大地，何以成就書房？

荷蘭知名交通設計師 Hans Monderman 反對交通標誌。他深刻體認村莊裡的道路存在複雜的「社會空間」，而高速道路或快速道路創造出扁平化、強調速度、效率與同質性的車輛空間（他固然喜歡兩者，但認為不應重疊）。他所批判的交通設計師，是讓交通空間取代有著不同風俗習慣的道路使用模式的村莊，最終淪為由車輛宰制村民的日常行為。

為何重省 Monderman 的理念？他認為鄉村及其街道有如一本好書，明白易讀，但交通規劃與工程可能迫使原有的生活模式，框限為整齊劃一的絕對空間。這種空間使駕駛者「失去了從村莊的社會生活中汲取行車線索的能力，反而須借助交通標誌指引，漸變成日常生活一部分，最後導致『視而不見』。」（轉引自 Tom Vanderbilt, 2009）當村莊公路成為大型道路的延伸段，人們藉寥寥可數的不起眼號誌辨識其差異，效果不彰。

不過，我們沿用、改造這項「盲點」，並視為某種介入形式的根源。透過孩童繪製的、各種尺寸的交通標誌，再將社區裡實地觀察與訪調紀錄，使視覺性明顯的圓形立板，重新化身為他人認識社區生態的創意媒體，成就「大地書房」，吸引居民及步行者緩慢移動與發掘，不僅工程車與開發者可更為意識在地的聲音，亦讓農村社區的日常多些趣味。

當空間實踐權與規劃權已受開發影響或主導，我們期許孩童與居民透過想像力，再次築回社區與道路的舊有生命。即便這樣的「地景藝術」少有媒體性，但根據批判性思維與民眾主導自己的地景詮釋權，來傳達永續、真實、願景（相對地不具亮點型特殊藝術「作品」）。最後，透過發言權較為壓抑的婦女、老年者與孩童，於協作過程中重新閱讀家中與社區環境的連結與情感。

總言之，從一幅幅畫風樸拙的交通標誌，和面臨生命轉化的鍋碗瓢盆，到回應、提醒正在快速變遷的社區地景，盼能將自身被社會/區宰制的話語權，重奪、延伸到公共空間，進而產生共享域的想像。透過藝術化方式，再生產出嶄新的、於斯土有益的地景。

選舉將至 — 前來向社區媽媽拜票的政治人物意外受到孩童包圍-詢問社區空間的改善機制（溫心榆攝）

備註：「大地書房：內灣地景創藝輕旅推廣計畫」獲文化部106年「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補助。

參考書目

• Calvino, I. （2015）«聖約翰之路»（杜穎譯），南京：譯林。
• De Certeau, M. & Giard, L. & Mayol, P.（2014）«日常生活實踐2：居住與烹飪»（冷碧瑩譯），南京：南京大學。
• Goodall, P. （1993）<設計與性別：哪裡是家的核心>（李宛澍譯），收錄於«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夏鑄九、王志弘編譯），台北：明文書局。
• Jacobs, J.（2007）«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吳鄭 重譯註），台北：聯經。
• Keeping, C.（2002）«天堂島»（王淑宜譯），台北：遠流。
• Nabhan, G. P. & Trimble, S. （1996）«童年沃野»（陳阿月譯），台北：新苗。
• Vanderbilt, T. (2009)«馬路學»（饒偉立譯），台北：大塊。
• Weisman, L. K.（1997）«設計的歧視：「男造」環境的女性主義批判（王志弘、張淑玫、魏慶嘉譯）»，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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