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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或山寨?大航海時代的亞洲圓頂

文:林韻丰

融合或山寨?

自古典時期開始,圓頂一直是西方宗教建築中重複使用的母題;除了極高的工藝技巧是炫耀教會的財富與權勢的方式,其所創造出的天堂意象及光影變化更加強了的情緒感染力與震撼力,促進宗教的普及與信徒們的向心力。 義大利與葡萄牙傳教士不約而同地在亞洲殖民地建造了圓頂教堂。我們常視大航海時代的殖民地建築為西方語彙與東方風情的融合,而果亞及澳門有了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身分的加持,讓我們在讚嘆其個體建築藝術成就時,容易忘卻了其初建時的「山寨」需求。

圓頂的起源與崇拜

圓頂的建造一直是歷史上各文化中競相展現技術的重頭戲,除了技術成就的表現,圓頂空間也傳遞了豐富的文化意涵及宗教象徵意義;最早出現在史前時期的地中海地區,也是古代近東的建築物和墳墓常用的形式。直至羅馬時期羅馬人才將拱頂與拱圈結構發揮到極致,大規模的發展出圓頂製造的技術,尤以西元二世紀所建的萬神殿 (Pantheon) 為代表。因不需藉助內部結構支撐就能達到非常大的空間跨度,圓頂可以創造出如同天體般的渾然無限空間,成為天堂的象徵,呈現出人類精神向上追索的渴望。而藉由從頂部圓孔瀉下的光柱隨時間更迭而產生的光線變化更添神聖莊嚴之感,加強了天堂的意象。圓頂的空間展現了羅馬人的宇宙觀,每個圓頂都構成了一個宇宙,圓頂之下是世界的中心、萬物之始。而對天主教而言,圓頂可以具體地傳達天堂的意象,更成為宣揚天主教信念最佳的語彙。

文藝復興時期為了復興古希臘羅馬時期人文主義的光榮,許多建築師們到羅馬取經研習古建築,而羅馬萬神殿一直是文藝復興建築師認為最理想且完美的呈現,重燃了對圓頂建造的熱忱;在巴洛克時期更達到了另一高峰,將圓頂運用在豪華宮殿及住宅;而殖民宗主國除了將最初做為宗教象徵的圓頂轉化供理性知識的學術機構如大學、圖書館等使用,更將其做為政治和經濟權威的象徵,奠定了大型公共建築使用圓頂的傳統。

神聖的光線從聖彼得大教堂圓頂瀉下,光柱隨時間更迭而產生變化更添神聖莊嚴之感,與室內精美的雕刻相輝映,產生天堂的意象。(作者攝)

米開朗基羅設計的聖彼得大教堂圓頂,覆以金碧輝煌的馬賽克裝飾,更強調了天堂的意象。(作者攝)

初建於西元四世紀的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一直以來都是天主教的信仰中心,十七世紀的聖彼得大教堂重建工程於事成為文藝復興及巴洛克時期巨匠的舞台。歷經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拉斐爾、小桑加羅(Antonio da Sangallo the Younger)等建築師,教堂呈象徵天國與人間統一的拉丁十字平面。整建工程在米開朗基羅設計了一座象徵教皇頭冠的圓頂時達到高峰,直徑 42 公尺、高度 138 公尺的圓頂在完工時為世界上最高的圓頂,卓越的工藝除了展現人類對於神的奉獻外,也象徵教會永無止境的包容力,庇護所有人免於天譴及魔鬼的誘惑。在羅馬的每一個角落抬頭一看都可看到的這座圓頂,成為羅馬天主教的世界中心。

葡萄牙與義大利的隔海對決-「東方羅馬」印度果亞

1496 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瑪(Vasco da Gama)以「尋找基督徒和香料」為信念自里斯本出發繞過好望角,於 1498 年抵達印度,揭開了大航海時代的序幕。葡萄牙自 1510 年於印度西海岸建立葡屬印度的首都-果亞(Goa),藉其連接東非沿岸的阿拉伯海航線與通往東亞的孟加拉灣航線的絕佳地理位置繼續東進,開闢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里斯本-果亞-麻六甲-澳門-長崎貿易航線,主導著由遠東至歐洲的香料貿易。

果亞與澳門作為葡萄牙的亞洲重要領地,除了是海上絲路的中繼轉運站,亦為各文化、宗教、藝術的跨域與串流點,展現大航海時代人文與科技觀念流通、交織衝撞出的多元結果。在十五到十八世紀之間,果亞成為葡屬東方貿易的重鎮,也是天主教在東方傳教的基地,素有「東方羅馬」之稱。葡萄牙視這些地方為國土在亞洲的延伸,展現其建立新政教中心與遠在羅馬的教廷抗衡之決心,即使實質上的抗衡力量有限,卻意外地將歐洲傳統建築風格延續至季風亞洲,成為歐洲建築傳統網絡的串流點與見證。

十七世紀初的歐洲正逢文藝復興轉向巴洛克風格交接之時,隨著國土的延伸,葡萄牙航海家們將所熟悉的歐洲傳統建築樣式帶到陌生的東方世界。因此在殖民地的炮臺、城堡、敎堂、住宅等建築上可看到西方傳統語彙的應用,然而這些知識和風格在當地建築形式的影響下改變以適應當地高溫、高濕、多雨、多風暴等截然不同的氣候條件,建築、藝術也以當地的材質因地制宜來表現古典語言。

聖彼得大教堂的亞洲分身-果亞聖嘉耶當教堂(São Caetano)

葡人在果亞大舉興建教堂及教會建設,全盛時期時在方圓不到十公里內聚集了六十多座教堂及修道院。傳教士們為了延續歐洲天主教教義,歐洲建築傳統自然也成為至世界各地宣教的最佳取徑。這些富有曼努埃爾式(Manueline)、文藝復興與巴洛克風格的宗教建築是傳播福音、凝聚人群的最佳體現。果亞也成為各教派教堂競相爭豔的場域,包含耶穌會、道明會、方濟會等教派都有經典教堂建築之作。

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圓頂建造的競爭舞台更隨著天主教的東傳延伸到亞洲,尤以聖嘉耶當教堂更是果亞為了與當時的天主教中心-梵諦岡抗衡的最佳例證,其正立面及圓頂皆以梵諦岡的聖彼得大教堂為原型所建造,彰顯果亞作為東方傳教前哨站不忘天主教中心、欲與梵諦岡連結的企圖。羅馬教廷為了進駐亞洲,教宗烏爾巴諾八世(Pope Urban VIII)於 1655 年派義大利修士及建築師起造聖嘉耶當教堂,於 1661 年完成,以戴蒂尼會(Theatines)創始人聖嘉耶當(Saint Cajetan)為名,是戴蒂尼會在亞洲最主要的教堂。

戴蒂尼會特別崇尚教堂建築和宗教儀式的輝煌壯麗,認為他們所追求的為人類服務的理想可以體現在教堂建築中,讓建築成為一座城市,一座天上的耶路撒冷,一座天上的永恆之城-羅馬。為了體現這理想,採用西方天主教堂的原型-聖彼得大教堂為模板,與歐洲的古典建築形式與歷史脈絡接軌,在六千公里外「赤道上的羅馬」-果亞進行聖彼得大教堂的再現,成為亞洲天主教圓頂建築的起源。

正立面為科林斯式門廊的聖嘉耶當教堂,圓頂、柱列、山牆皆喚起對聖彼得大教堂的既視感,以巨大的科林斯圓柱及壁柱支撐山牆,左右各以兩座鐘樓取代聖彼得大教堂的兩座小圓頂。較小的入口則是為了因應季風亞洲的雨季。牆體以紅土岩所建造,用石灰泥抹飾以模擬石灰岩的白皙表面。整體以白色風格為主,呈希臘十字平面,長約 37 公尺,寬約 25 公尺。希臘十字平面交會處為由四根巨大的科林斯式壁柱支撐的圓頂,頂端加上屋頂塔(lantern),成為整座教堂的視覺焦點。光線從圓頂直射而下,垂直的光線強調了圓頂的宏大,令人想起「光之殿堂」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的亞洲分身-聖嘉耶當教堂,依稀可見聖彼得大教堂的圓頂及立面表現。(作者攝)

聖嘉耶當教堂內由四根巨大的科林斯式壁柱所支稱的圓頂。(作者攝)

聖嘉耶當教堂內雕刻繁複的巴洛克式主祭壇混有印度風格,以當地的柚木為材並以非洲進口的金箔貼金。與紅土岩為體、上覆石灰泥的肋拱頂皆為以東方材質表現西方形式的在地化成果。(作者攝)

聖嘉耶當教堂圓頂垂直的光線強調了圓頂的宏大,令人想起「光之殿堂」聖彼得大教堂。(作者攝)

澳門的再試驗-聖若瑟修院及聖堂(Seminário e Igreja de São José )

繼果亞後,葡萄牙人為了與當地的中國商人進行貿易,在 1511 年佔領馬六甲。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葡萄牙人積極尋找與中國直接貿易的途徑,繼續拓展在遠東地區的貿易航線,因此在 1557 正式於澳門定居,作為與日本、印度貿易的轉運站。此時天主教會亦於 1567 年建立澳門主教區,讓在葡萄牙庇護下來遠東的天主教傳教士經果阿抵達澳門,成為天主教進入中國和日本的前哨站。葡萄牙人沿襲了在印度和馬六甲的經驗,使用澳門當地材料和新技術以順應環境和氣候,快速打造出澳門的城市樣貌,逐漸取代了每況愈下的葡屬印度。而高低起伏的地勢、狹窄的街道、拼貼地磚配上葡式建築,讓澳門儼然成為里斯本的鏡像。

聖若瑟修院於 1728 年由耶穌會創辦,專門培訓進入中國傳教的修士,有澳門天主教「少林寺」之稱。於 1758 年完成的聖堂,規模僅次於「大三巴」聖保祿教堂(Ruínas da Antiga Catedral de São Paulo),而有「三巴仔」或「小三巴」之稱。外部立面具有典型的巴洛克風格,體現在大量華麗曲線、層層疊疊的壁柱、破山頭的應用以及重複變化的主題。

聖堂平面成拉丁十字型,長 22 公尺、寬 13 公尺,十字焦點處覆蓋著頂部高度為 19 公尺、直徑為 12.5 公尺的巨型白色圓頂,中間的 JHS 字樣加上十字架是耶穌會會徽,開有三環各 16 個開窗,其中最頂環為減輕圓頂重量之假窗,下兩環才具有透風及採光功能。雄偉壯麗的圓頂所灑下的陽光如同來自天堂的聖光,更藉由圓頂上的開窗造成繁複、強烈的光影對比,更增添了巴洛克式戲劇張力,體現巴洛克時代的教會建築師深信人們可以將天國的特性反映在人世的信念。

聖若瑟聖堂飽含華麗曲線、層層疊疊的壁柱、破山頭及重複變化主題之巴洛克風格外觀。(作者攝)

聖若瑟聖堂主祭壇供奉聖若瑟像,室內豐富的雕刻及金、黃兩色的大量使用產生金碧輝煌之感。(作者攝)

聖若瑟聖堂雄偉壯麗的圓頂所灑下的陽光如同來自天堂的聖光,更藉由圓頂上的開窗造成繁複、強烈的光影對比,更增添了巴洛克式戲劇張力。(作者攝)

聖若瑟聖堂圓頂中心的 JHS 字樣加上十字架是耶穌會的標誌。(作者攝)

聖若瑟聖堂支撐二樓唱詩班的螺旋木柱。(作者攝)

聖彼得大教堂圓頂下的青銅華蓋(baldacchino),由貝尼尼所設計。(作者攝)

融合或是山寨?

天主教教會在葡萄牙亞洲領地的城市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虔誠的葡萄牙商人不遺餘力地幫助傳教士在亞洲紮根,教會由此累積了大量財富,用於修建教堂、修道院和神學院。這種普遍以西方風格或形式語彙入注殖民地的「山寨」模式,其實是殖民地經營及宗教傳播考量而有目的性的文化轉譯,以作為回應當代社會需求的手段,雖有再現標準形式的企圖,但囿於工法、材料、環境、氣候的侷限,無法百分之百重現歐洲的「正統」風格。

然而如同義大利的建築及藝術風格在歐洲是各國競相學習的主流,葡萄牙人除了帶來本土的設計,也引進許多義大利建築師,讓文藝復興與巴洛克等歐洲典範設計在亞洲萌芽。這些歐洲建築師刻意以歐洲流行的語彙做為表現的樣式,認為他們的作品是連續性文化演變中的一環,將古典的式樣融合以創造出一種適合新時代、新區域的風格,以因應殖民地經營的「山寨」需求。是對原鄉的探索,更是為了文化傳承所進行的文化的連結,藉由觀念和物質的傳遞以延續原鄉的傳統。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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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嚴銀英,2008。澳門歷史城區登錄為世界遺產之歷程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韻丰
除了愛念書、做研究,更愛水上、水下優遊,全世界趴趴走踏查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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