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園是誰的?」爭議來談公共空間的設計與政策

文:zining

「平安公園」位於台北市中心敦化南路旁,因北側的敦南安和公辦都更案受認養規劃改建,而在2018年的8月與9月各舉辦了一場工作坊,當時的宣傳海報上寫著的是「打造屬於我們的平安公園」,廣邀當地里民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民眾參與。原訂在2019年6月應該要施作完工的平安公園,至今設計仍未定案,並即將於7月中再度召開調解委員會,這段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

使用者當道的時代,看得見與看不見的面貌

第一場平安公園工作坊的開頭,是由景觀設計公司先說明他們的基地調查,設計方認真地做了當地的使用者觀察,發現平日大部分的使用者是銀髮長者,假日會有一些親子來這裡遊戲。而當日來參與說明會的市民,的確也大多是約莫40歲以上的里民、與幾位媽媽們(帶著小孩)。但這就是設計的目標對象了嗎?

我曾在平安公園南方約200公尺處的辦公大樓工作好幾年,旁邊的居安公園是當時上班族的我時常活動的場所,有時同事們會去樓下公園午餐、散步,甚至公司的同樂會我們也會搬到樓下公園來慶祝。居安公園開闊、友善的設計,不只是吸引附近的工作青年,當日一起與會的附近媽媽也說孩子喜歡走高高低低的長椅,以及鞦韆與沙坑,所以他們不會帶孩子去平安公園玩,只有低矮罐頭遊具的平安公園,吸引不了孩子停留遊戲。

只差了200公尺的兩個公園,使用者的面貌是如此不同。所以沒有看見的、並不代表不存在。若僅依現有的使用族群進行設計,將有見樹不見林的危險。

遊戲空間的爭議:好玩、安全、又好維管的空間是個空集合?

在第二次的工作坊上,設計師提出的遊戲空間模擬,是一個高一米的木平台、一道滑梯與爬網,以及公園景觀佈置香草植栽,讓整個公園能夠讓孩子探索。現場的幾位家長們面面相覷,回想著第一場工作坊討論著兩層的樹屋以及希望有攀爬的設施,怎麼變成了只有一米高的平台?有位媽媽直接說了這好無聊,完全不像樹屋,設計方解釋因腹地空間小、高度上也受限於公園內的受保護樹木,僅能在有限的範圍內進行設計。

另一位媽媽則提出使用自然鋪面的建議,但設計方則認為因為公園腹地小,礫石容易被亂丟、有安全的疑慮,而木屑或細沙則會增加維護管理的成本,因此仍主張使用人工草皮為鋪面選擇。在第二場工作坊過程中,「好玩、安全、維管」是反覆出現的關鍵字,這也是在許多場公園的工作坊中不斷重複的困境。

公園使用者話語權的再相爭

同時,第二場工作坊中也初步浮現了世代空間的相爭議題,里長反映在設計中未見老人的體健設施,設計方說明仍會保留有體健設施與活動廣場,並於說明會最後表達將廣納民眾的意見再進行設計修改。時間就這麼經過了好幾個月,直到2019年5月時,新義安社區發展協會在社區張貼公告:6月11日將於市議會召開協調會,會議主旨為「反對拆除平安公園涼亭」,協會向議員陳情、並主張涼亭為社區居民的日常活動空間,也在公園的涼亭掛上「反對拆除涼亭保護大樹」的布條。

但在工作坊的開始,設計方即說明因平安公園的樹木眾多、且多為受保護樹木,在公園設計上並不會挪動樹木,而在第二場工作坊的模擬圖上,也有更新涼亭遮棚的設計。而6月的協調會上社區協會堅持不願拆除涼亭、主張市府應退回整個公園的改建案。並將於7月18日再召開一次協調會。

設計工作坊應是解決爭議的場域

現階段的公園設計工作坊,大多僅有1至3場的工作坊/說明會,看似開放了民眾參與,但放不開權力主導的那隻手。以平安公園為例,主管單位不願意費心維護、公民團體各自找議員陳情、設計師無權主導設計等問題,在起初的兩場工作坊中完全沒有獲得解決,甚至很有可能在此案已進行設計將近一年之後,被退回改建。這樣的狀況不只消磨設計師的熱情、公務單位的時間、甚至激起了里民間的對立。

好的參與式設計,應能讓設計師有足夠的時間,觀察不同使用者的面貌,並與在地社區團體溝通、達成交流與共識,而能以「設計」來回應多方的需求,這需要溝通的時間、也需要給設計方發揮的空間。但給予設計空間的意思,並不是指要將所有的需求都放在同一個空間,而是在空間佈局、使用多元植栽或媒材、尺度的拿捏上,將該公園的定位與目標使用者需求實踐在其地景設計之上。

城市規劃擬定戰略方向才能引領策略落地

所以話又說回來了,公園的定位是什麼?目標的使用者又是誰?這是設計公司自己定義的嗎?還是在地社區說了算?這個問題很大,但卻又是每一個公園改建都會面對的問題,在這個問題定義不清的狀況下,公民團體在一個個模糊仗中爭執不清。

市府對於公園/公共空間缺乏全面性的願景思考,以倫敦來說,倫敦計畫(London Plan)是大倫敦地區發展的規劃戰略,而每個新區的總體規劃(master plan)都必須走過一次相關的都市規劃策略,如開放空間、街道設計準則、樹木保護策略、保水/排水策略、遊戲空間策略,透過檢視與規劃的角度制訂發展藍圖,而能推進後續合適的設計內容。

規劃戰略的重點在於,一個城市的目標如何能落實於實際的城市空間,透過區位分布的檢討與調整、不同街區尺度的設計原則、環境保護概念的落地準則等,在一個大方向與架構中,城市發展得以朝此方向實踐。

台北曾短暫出現2050願景計畫,雖然在這幾年內陸續進行各個行政區的都市計畫通檢,仍著重在土地使用的調整。沒有整個城市發展的遠景與規劃,來到行政區層級的通檢仍只在點、線、面的串連,既無法讀出課題,更遑論給予解答。

把力氣用在對的地方、補上失落的公共空間規劃策略

所以當台北市政府高喊「韌性城市」、「以人為本的運輸環境」、「兒童友善城市」、「社區概念的在地養老」等政策時,政策落地的區域都是在我們的公共空間,因此實際落地的區位、規劃概念、設計準則均要一併到位,才能一起「共創」「共好」的公共空間。

如韌性城市主張提高綠覆率、提高透水面積,那麼公園應該維持或增加多少的植栽比例、並選用自然鋪面或透水鋪面;或兒童友善城市政策下,平安公園的遊戲場應定位使用的年齡層,以及該年齡區間適宜的尺度、安全與挑戰難度的原則;亦或是支持銀髮族群在地活躍老化的政策,公園是社區老人們最常活動的場所,無障礙設施、適宜的體健與活動空間相關的設計準則,也應一併檢視。

從政策願景到落地實踐的過程,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是複雜且交織的空間設計議題,正因如此更需要規劃策略落地的支持,而不是讓設計師面對一個個公民團體相爭、甚至演變成搶奪資源的窘境。同樣地,維護管理、安全議題、使用者的風險教育,都應納入政策的配套,開啟對話與溝通,這才應該是公民參與的本意,工作坊與溝通過程所耗費的時間,應該形成正面的回饋,而不是拖長一個個公共空間的執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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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ning

讀人文社會學,喜愛城市空間與建築而投入了這個行業。工作了一陣子,最近想起了方法論,想建立一套自己觀看城市的方式與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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