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空間和社會一起呼吸──從地理學談空間的權力關係

文: 楊盛宇

系列討論奠基於地理學理論「第三空間」,從不同尺度觀察空間的千形萬象。空間除了要有活力,要被活化,也要跟社會互動,如果空間要跟社會一起呼吸,我們就得正視空間中的權力關係。本文作為系列討論的結尾,要從案例回到理論,談論空間中的支配和被支配,並說說「活的空間」和社會的互動關係。

權力一直在我們身邊

每個空間都受權力影響,有些地方一看就能感受權力的存在,有些即便隱晦,仔細端倪仍能找出蛛絲馬跡。搶下2019年金棕櫚獎的韓國電影《寄生上流》用黑色幽默手法描寫階級差異,故事主舞台在山坡上的獨棟豪宅,透露資本家能利用資產遠離鬧區的市井小民。更直白地說,將市井小民隔離在自己的居家領域之外。台灣的大樓也很類似,藉由開放空間換取容積獎勵的大樓應該允許所有市民使用開放空間,但去這些大樓晃晃,會發現管委會用了各式各樣的手法阻擋市民進入開放空間。這些都是權力的展現;不只是住宅周邊的公共空間,支配與被支配也會出現在各處。

管委會裝設鐵門和張貼公告嚇阻市民進入開放空間 (圖片來源:自己的容積自己用)

第三空間打造出了拔河場地

我們若能察覺大大小小空間中的權力關係,對第三空間的理解就更進一步了。第三空間不只是對空間定義提出新見解,更關注於討論空間當中如何支配與被支配,並讓權力關係有機會展開辯證。在辯證的過程中,第三空間就像是一個拔河場,物質與情感交織纏綿,支配與被支配互相拉鋸,因此在時間長河中,「空間設計」和「空間使用」經由對話持續變動,而不是在設計圖定案後就萬年不變。

空間活力與社會息息相關

在第三空間的論述下,空間可以隨著社會脈動而轉變。1980年參加中正紀念堂落成典禮的人們應該沒想過這個空間會成為許多民主運動的基地;隨著台灣的民主化,接近中央機構、擁有大片廣場又隱含威權意涵的中正紀念堂,已經是台灣重要的抗爭空間。在威權逐漸退去後,支配與被支配得以在此展開對話,使得中正紀念堂也有更多定位,其不只是蔣中正先生的紀念館,也是觀光景點、練舞場地。

因此,空間對於社會結構是敏感的。有時候我們會聽到一位建築師說他的優秀作品吸引了許多市民來到他的美好建築交流、活動、討論。參考建築模式語言,活的空間確實需要一些元素來吸引人們接近。但社會氛圍也至關重要,同樣優秀的建築在不同的社會環境,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空間活不活的關鍵不單是設計得優不優秀,而是整個社會對空間有所影響。

中正紀念堂的定位在台灣民主化後愈來愈多元,除了政治,這裡也更生活化。

空間不被動,成為抗爭空間並非偶然

從中正紀念堂的例子可以理解,接近支配核心的空間容易成為檯面上的抗爭空間。反抗往往是循序漸進的,起初可能在網路、討論室試圖掀起波瀾,隨著抗爭的力道必須增強時,反支配的聲音就會逐漸走近支配核心。把目光投向香港,中環常是抗爭的主舞台,除了因為中環是香港的商業核心,也是香港行政機構、立法部門的所在地。中環接近市民,也接近官僚,在中環展開支配與被支配的拉扯非常具有意義。作為香港重心的中環,其空間意涵已然豐滿,但在多次的街頭運動洗禮之下,必然建構中環新的意義。   

空間不只是被社會影響,隨著「拔河」的過程,空間也會影響社會。中環發生的故事不單在當地發酵,更改變不同社會層面的議題。再把目光拉回台灣,今年7月14日是移工們寶貴的周末休假日,但當晚在臺中市東協廣場,警察驅逐了席地而坐的移工們。這起事件引發「東協廣場究竟是誰的公共空間?」這類的討論,不只是牽涉到空間的規範和使用,也涵蓋移工在台權益、警察執法形式,甚至談到了文化歧視、政黨政治等更複雜的議題。中環和東協廣場成為拔河場地並非偶然,這些地方位處最容易發生衝突的權力邊境。但當我們正視權力在空間中流動時,邊緣也是最有機會創造新可能的空間,使得社會環境可以形塑空間,空間也會回饋整個社會結構。

在東協廣場周邊設有禁止席地而坐的英文標語(圖片來源:TIWA Taichung

總結:對話,對話,再對話

空間設計得好不好,不只是空間設計師的責任,整個社會責無旁貸。從社會地理學的觀點談「空間如何被設計和使用?」,了解空間的權力關係後,問題仍是難以解決。這需要因時因地制宜,讓更多跟空間有關係的人一起進來談談,持續地藉由辯證找到解答;換句話說,空間的合理性永無單一解,唯有不斷對話,讓許多聲音決定空間和社會的樣貌,而不是讓一個人決定大家該怎麼做。

-featured image credit- Dery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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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盛宇

現為彰師地理所研究生,喜歡到處打滾,默默寫歌、寫小說,又一腳踩在補教業上。但對學術很挑食,熱衷都市地理、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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