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柏熹（香港文學館記者）
街頭抗爭運動持續多月，走在繁忙依舊的港式城市街道，除了文宣和噴漆字句外，有沒有發現甚麼從行人道上消失了？
是欄杆。那些灰色的，置在行人路上密密麻麻的欄杆，屢被街頭抗爭者拆去組成路障。沒有欄杆的街道，行人除了走在斑馬線上，也在拆去圍欄的間隙中出出入入，多添了運用街道的可能。
「我自己也有幾次這樣的經驗－－『咦，為何街道好像變得好走了那麼多？』，原來是因為沒有了欄杆。」城市研究者黃宇軒（Sampson）說。早前有民間規劃組織建議政府考慮不要重裝圍欄，藉此重新審視路面空間的規劃，Sampson也認同，現在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本來習已為常的「規矩」。
「長遠來說，因為政府沒有正當性，我們要建立一套遊戲規則。拆欄杆、自己決定如何過馬路，都是其中一個部分。」
佔路：重新發現城巿的存在
10月10日的政府跨部門記者會上，政務司長張建宗指反修例風波持續的4個多月裡，被拆的路旁欄杆有42公里，相等於一場馬拉松。「我覺得好正，他竟然用一個這麼浪漫的說法－－我們已經拆掉了一場馬拉松那麼長的欄杆。」Sampson說。
42公里長的欄杆，想起來也是一幅不可思議的畫面。或者更意想不到的是，即便那麼多欄杆從城市中消失，對生活的影響也不見得很大，甚至更方便了。早前民間規劃組織「創建香港（Designing Hong Kong）」就提出，移除路旁欄杆有助釋出空間，方便行人過路，進一步善用有限的路面空間。
對Sampson來說，街頭抗爭者利用欄杆、垃圾桶等物件組成路障，反映了城市中很多東西本來是多餘的：「今次運動充滿了不同的諷刺，例如以往批評城市充斥著不同的圍欄、過多的垃圾桶，現在卻成為了抗爭的資源。其實這反映了很多東西都是多餘的，所以你才可以把它拿出來，組成路障。在佔路時，人們發現了城市的存在。」
所謂「發現城市的存在」，是指在習以為常的都市建設中，看見不同的可能性；藉著發現的過程，抗爭者從新掌握自己的城市。Sampson提到，曾有社會運動的研究者指出科技和智力都可以成為抗爭的資源，他則補充，城市空間裡也存在著不同的抗爭資源。
「城市中很多東西可以反過來成為壓制你的工具，譬如地鐵，但你又可以甪它來抗議，這些東西不必然會靠向反抗者，也不必然會靠向政權，城市每個部分都可能成為資源。一場社會運動的限度，亦取決於這些城市的格局。」
重新思考，一個 walkable city
著有《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的城市研究學者珍．雅各（Jane Jacobs）曾在書中提及，如果街道看起來單調乏味，這個城市也肯定是單調乏味的。這句說話，大抵也可以用來形容在街道規劃上顯得保守的香港。
Sampson提到，過往的殖民統治令港人變得規矩和保守，這種觀念也體現在空間的使用上：「我們一直都要安全到一個過分的程度才安心，不會在行人的感受與安全措施之間作出平衡，『安全』凌駕了所有事情。譬如，我們不會考慮行人路其實非常侷促，行人走在路上並不高興。」
抗爭者拆除欄杆，有意無意地打開了道路空間再規劃的可能性，確實是一個讓我們重新思考的機會。政府自2017年開始提出「香港好．易行」概念，希望提升香港整體行人易行度（walkability）；一個 walkable city 的打造，由拆除欄杆開始，或者經已自民間漸漸開展了。
「不是說全部欄杆都不要，欄杆也有擋住車禍的實際意義。但我們是否從來都搞錯了，只是一面倒照顧『安全』的需要？」城市規劃裡有過不同道路設計的討論，簡單如行人路和行車路各佔多少，又或斑馬線不需一道一道地畫，好讓道路使用者有更大的協調空間，其實已經可以讓道路使用變得更舒適。
「當行人走出車路，其實你已經把道路搶回來用。很多國家一早減少了如此 clear-cut 的街道設計，非繁忙時段可以讓單車和行人使用－－雖然香港比較難做到，每天都有那麼多車輛。現在減少了路邊欄杆，其實對單車有利。」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以行人和單車主導，而非一面倒讓路給車輛的道路設計嗎？這樣的想像，已經是一種民主的實踐。「拆掉欄杆是一件好少的事，但放大來說，其實是老生常談－－現在拆掉的東西，我們就應該趁機想像我們要回多少，或者要哪些新的東西？」
城市空間的公民不服從
要說抗爭運動對城市空間運用的影響，2014年「雨傘運動」的大型佔領，其實是一場演示。Sampson說，當年以為大家佔路後會漸漸打開一些缺口，在空間運用上變得更主動、更靈活，而且在運動後能夠持續下去：「但最後好像沒有發生。」
近月來的反修例運動，無論是抗爭的規模或行動的底線，似乎都有所進步；反正警方也不會批出不反對通知書，合法或不合法的遊行，到底也無所謂了。而這也在城市空間的運用上體現出來，應驗了Sampson在14年的想像：「今次運動真的有一種突破，大家不再認同一些規矩。我自己都親身體會到那種躁動，等紅綠燈時經已不想再等下去，心想『我為何要服從這些規矩呢』。」
這種進步當然也跟抗爭規模的提升有關，如果沒有那麼多欄杆被拆掉，也許我們仍然會像以往一樣走在行人道和斑馬線上。「但現在大家開始打破一些心理關口。」
自我協調作為反抗
有破也有立。早在演員王喜被拍到在旺角街頭指揮交通前，不同地方都有過市民自發在交通燈失靈的行車線上幫忙協配的例子。社會運動除了打破我們的日常生活秩序，從中也表現出市民自發協調，從而建立另一種不依賴政府的生活秩序的可能。最簡單的例子有快速拆除路障讓車駛過，而拆除欄杆、重組街道空間則是更深層的充權。
Sampson認為，我們應該持續這種自我協調的能力，並以此作為公民社會的基礎：「當我們看見大家原來有這麼大的協調能力，我們不應該鼓勵它是例外的，只在運動裡發生；我們應該把當成公民身份的一部分。現在常常說香港『輸出革命』，運動裡一些抽象的東西其實也值得關注，包括這種自我協調而不靠政府的精神。」
「我們往往要在『非常態』的情況下才能反思一些『正常』的狀態。有些東西不再一樣了，是否可以趁此思考它其實可以怎樣？這是超重要的討論。假若到最後沒有爭取到甚麼，我們也應該爭取在運動裡活出來的東西，包括剛才所說的高度協調的能力。即使抗爭是徒勞的，這些東西就可以不是徒勞的。」
延伸閱讀：
本文轉載自「城市研究者黃宇軒：沒有欄杆的街道或者更好？」
文章來自香港文學館的「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社區書寫計劃」，此計畫於2015年展開，邀請香港作家與素人作者，一起書寫他們所認識的香港街道，共同書寫的不只是歷史、也是一同形塑集體記憶的過程，也寫下想像、關於香港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