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惠民（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助理教授）

後工業與資訊時代所帶來的壓力是，促使位於城市中心之既有產業及其空間使用方向，得有一種結構性的轉型。而此一推進之流是結合了所謂的「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即引入此類人材或重新做人才培訓，讓這些「新人」所聚集的「新產業」能夠取代既有傳統產業。這就是Richard Florida所謂「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的浮現，而據他統計分析全美100大城市，能夠面臨此波後工業城市轉型挑戰而脫穎而出者，具有「3T」特質，即Talent、Technology與Tolerance，隨後Florida所出版的書籍，又再上第四T，即Territory of Assets。

國外成功的案例告訴我們，此波應有「創意人才」趨動的城市基底改變，是全球化下人才自由流動的結果，因此這也讓「傳統經濟地理學」（地點、交通與自然資源）的城市興起觀點失效，而轉為一種所謂的「創意經濟地理學」，即創意人才會先選擇符合自己需要或理想的城市，並遷居至此，然後再找工作或創業。其因在於全球化及教育普及後的人才素質提升，是非常具有「國際移動能力」，且能快速地與全球結合。這些人早已跨越國家與洲際藩籬，透過網際網路，串連起一種虛擬的社群網絡，而此一網絡有別於以往的特色是，乃具有強烈的議題性與組織工作能力。

然而，台北市最近因政治素人柯文哲上任市長以來，陸續爆發了若干爭議性的BOT案，從美河市、大巨蛋、三創園區到松菸的台北文創大樓等案子，這些BOT案都以「獎勵」之名，引入民間資金投資公共設施，以「部份取代」政府提供公共設施的公益責任。然而，這其中的最大爭議皆在於，「獎勵」與「公益責任」之間，讓人是否有不公允或有違一般常理之處。有如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即取得BOT之權的財團，是否能「理性」而獲致其最大利益呢？顯然不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在「政商聯盟」下各種豪奪巧取之術一一出現，不但損害了原地主權益、破壞了城市自然與人文基底，也完全僭越了公私部門的份際。

再以富邦與誠品所推動「台北文創公司大樓」來看，依其引入內容與運作方式，我們不禁想問：這些東西到底與台北城市的轉型有何干係呢？電信公司、美食街、各種分割租賃的販賣店以及設計旅店(Design Hotel)，這與創意產業聚落有什麼關聯呢？國際創意城市倡議先驅者Charles Landry先生，曾造訪台北多次，且有一定觀察經濟的他指出，「松菸老廠房美極了，不過，走進園區卻感受不到創意與生命力。〔…〕台北需要更多創意基地，松菸可聘請專業經理人，透過良好規畫吸引數百位年輕創業者，發展為台北的創意基地，並連接國際創意網絡。」（詳見2015年01月25日，《中國時報》，〈年輕人進駐讓松菸活起來〉）這足以說明，為何從國外經驗來看，官方所提供的創意城市發展基礎其實是很薄弱的，也無法成為創意人材匯聚之地，更別提到如何吸引這些人才前來的重要利基在哪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