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黃舒楣（Shu-Mei Huang）
翻譯：理查

原作者補述（2026 年 8 月）： 這篇文章來自英文專輯 Hands-on Urbanism 1850-2012: The Right to Green, 2012, edited by Elke Krasny. Vienna, 由 Architecturzentrum Wien（維也納建築中心）& MCCM Creations 聯名出版. 出版資訊可參考 https://www.elkekrasny.at/archives/3449。這本專輯和 2012 年於威尼斯雙年展中的同名展覽同步，因前後景反差，這篇章的主要照片（圖1）被選為展覽及書封主視覺。很遺憾地是如此充滿寶藏的一條村，曾是七百戶以上村民的家園，已於 2024-2025 完全清拆迫遷。

步入馬屎埔，一個位於香港新界的村落，映入眼簾的是令人感到極不協調的地景：荒廢的田地與殘破的房舍凌亂交錯，四周則詭異地被高樓包圍¹。然而，只要再往前幾步，便會看見藏身在老龍眼樹與榕樹之間的可愛小屋。屋旁菜園綠意盎然，農民們肩挑著水，殷勤地為田地澆灌。正當懷舊之情油然而生，一抬頭又能看見告示牌警告人們遠離田地與空屋，讓訪客隱約感受到步步進逼的開發壓力。然而，眼前這片看似尋常的地景，很難想像它曾深刻地受到政權更迭與錯綜遷移路徑的影響。

營造者與東南亞的海外華人

梁先生親手蓋起的家屋令人驚嘆，也引領我們走進馬屎埔樸素村落地景背後，那些精彩的人生故事。房子安靜地佇立在村落中央，與一棵老龍眼樹相依，如同村中許多房舍一般。梁先生十九歲時已是位熟練的木匠，在九龍工作多年後前往南洋。他在1956 年時，他受僱於一家位於香港的公司，與另外十二名工人一同前往北婆羅洲的沙巴，參與為期三年的營造計畫。船隻途經麻六甲與菲律賓，最後才抵達當時尚未併入馬來西亞的沙巴。

這趟看似不尋常的旅程，只是十八世紀以來眾多華人跨國移動的其中一例。梁先生有時會短暫參與位於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營建工程，為海外華人，尤其來自華南地區的移民，興建住宅。中國與麻六甲的往來雖可追溯至十五世紀明代，但十八世紀英國統治者帶來的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衍伸的勞動力需求，才是促使大規模華人移居東南亞的主要力量²。而在沙巴，大規模華人移民發生在 1881 年北婆羅洲特許公司建立統治後發生，不過英國建立殖民統治的過程並非本文著重點。更耐人尋味的，是循著梁先生的旅程，我們得以理解來自同一殖民帝國但不同殖民地的人們如何互動；以及文化實踐如何在大英帝國衰落之後仍跨越國界持續傳播。

梁先生與許多營造工人受雇為沙巴華商工作。「他們是有錢的商人，在當地擁有很多土地，也經營農業有關的事業。」他如此說道。梁先生的經驗，確實見證了過去兩百年間華人社群在馬來西亞農業經濟中的成就。多數人為逃離家鄉貧困而前往海峽殖民地，在十九世紀，這代表他們往往僅帶著一只行囊與幾件衣服即踏上異鄉。有人在往後數十年累積財富，成為企業家或銀行家。然而，耀眼的個人成功故事背後，是人們必須克服重重困難，才能在田野與灌木叢中建立家園。對其中許多人而言，馬來西亞本地工匠不會蓋他們想要的特定建築樣式，因此從家鄉找來整組營造工班、帶到南洋，反而更有效率。梁先生笑著回憶：「你知道，本地馬來人比較散漫，也不會蓋當時廣受需求的精緻房子。」有趣的是，傳統馬來西亞建築研究³也記載了另一面的說法：馬來人同樣認為，華人營造者不懂得如何建造多數原住民喜好的長脊屋頂式馬來傳統住屋。

受僱的三年間，這支香港工班為沙巴的海外客家社群興建了許多商店、學校與宿舍。當時客家社群決定擴張農園，也希望把數十年辛苦種植棕櫚、香蕉、菸草、苧麻等作物所累積的財富，轉化為更好的住屋。就個人感受而言，梁先生並不認為這份工作特別吸引人。他說：「如果家鄉有更好的機會，我就不會離開去做這份工。」薪資並沒有高到足以吸引一個人離鄉背井，但對梁先生這類尚未成家又還未在家鄉找到穩定工作的單身男子而言，還算過得去。

梁先生記得，沙巴終年炎熱潮濕，氣溫經常逼近攝氏四十度。為了減輕酷熱，通風成為建築設計的優先考量，也影響了房屋高度、開口、天井等許多細部。當地木材充足，建築多以樟木或柚木興建，材料往往來自雇主自有的木材工廠。值得一提的是，將樟木外銷至中國及其他國家，直到今日仍是當地重要產業。

持續的跨國經濟往來，也在建成環境留下痕跡。自十九世紀末以來，馬來西亞的店屋甚至成為華人聚居的象徵，代表源自麻六甲的華商文化向外擴展⁴。店屋的樣式揭示了此區長期的跨境文化交流，例如裝飾性屋簷與滴水構造受到馬來西亞建築影響，而房屋中央設置天井，則是殖民政府規範的結果。

返回家鄉，落腳馬屎埔

工程結束後，梁先生與同事離開沙巴，此後再未返回。他帶著在馬來西亞累積的經歷回到香港，人生也將翻開新的一頁。如同許多在 1970 年代末以前於香港生活的人，梁先生本人也是兩次大戰之間移居香港的移民。他十五歲那年跟隨父母離開華南，以躲避家鄉的饑荒。抵港時，他的另外兩位姊妹都已送給親戚扶養，成為家中唯一的孩子。

迫於生計，梁先生十六歲便在尖沙咀一名家具師傅身邊當學徒。三年後，他開始自營家具製作，以分擔家計。當時尖沙咀的街上有許多家具店，就在今日華麗購物中心林立坐落的區位。他回憶：「那一帶大概有二十多家店。不過後來很多店都把生產移往內地，因為工資比較低，材料供應也比較充足。」這段工作經歷，讓梁先生結識後來一同前往沙巴的同事；抵達工地後，他迅速學會營造技能，也展現出掌握不同工法與工程尺度的能力。

三年的沙巴經驗，使梁先生成為出色的營造者。1959 年從沙巴回來後，他跟著幾名同事在新界落腳。當時廣闊田野與丘陵間人口稀少，工作機會也不多；不過在年輕工人眼中，相較於制度與治理已相當成熟的都市地區，新界反而像是一片充滿機會的土地。

顧名思義，「新界」是在英國先後接管香港島與九龍半島近六十年後，於 1899 年依《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向中國租借的土地。新界占香港總面積 86.2%，其政治、地理與生態條件，都與已經高度都市化的地區截然不同。為了與主導此地的華人鄉紳合作，殖民政府將若干土地與住屋權益賦予殖民統治建立前已居住於此的原居民，亦即本地人（Punti）。然而，梁先生與友人這些戰後才到來的移民，不但被排除在相關權益之外，也無法參與地方政治。他們只能向原居民承租或購買土地，並只能居住於原居民「圍村」的外圍區域。隨著大量中國大陸難民湧入香港，許多人逃往新界，先靠種稻維生，後來轉而種菜、養豬。農業實作讓初來乍到的人，得以在瞬息萬變的香港稍稍立足。有趣的是，許多新移民依循家鄉村落盛行的方式耕作；在那裡，機械化農業與農藥還未普及。這種移民農耕的模式延續至今，某種程度上自然而然成了有機農業。有村民認為，正是透過這些行動，馬屎埔的土地與他們對家鄉的記憶緊密相連。梁先生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仍在成形的馬屎埔村。他蓋的房子愈發令居民驚豔，也紛紛請他在當地替自己建屋。

殖民政府將許多移民住屋歸類為臨時構造物，檔案中稱為「小屋」（cottages）。規定要求小屋高度不得超過 13.5 英尺，占地不得超過 360 平方英尺。殖民政府的稽查人員曾進行全境普查，為這些小屋造冊，並於 1985 年停止核發新的建築許可。梁先生回憶，稽查人員經常來到村裡，確認建築狀況與空間使用符合紀錄。梁先生夫婦認為這些檢查荒謬至極，也談起村民為躲避稽查而發展出的種種策略。

據梁先生記憶，在沙巴的工程，營造者總是依照香港建築師的指示與圖面施工；然而在新界村落的營造，更像是屋主與工匠在現場共同即興調整。有趣的是，這種半自發的過程，讓移民營造者的跨地經驗與初來香港者的簡樸生活之間，產生極為耐人尋味的對話。受到馬來西亞經驗啟發，梁先生蓋的房子大多採斜屋頂，設有木造閣樓與大片窗戶，通風良好，也能適度隔絕日曬。挑高天花板搭配閣樓與通風口，可協助排出熱氣與濕氣⁵。因此，村民很少需要購買昂貴難以負擔的冷氣。

在物資有限的年代，金屬窗框與木板經常回收再用於新建工程。以梁宅為例，梁先生從九龍買來二手窗框與木板，將原本的一扇大窗拆分成自家使用的三扇小窗。這類再利用在 1970 年代十分普遍。不過梁先生也說：「現在已經沒有人賣這些二手材料了。沒人要，也沒有地方找得到。」這些未受正式訓練的營造者，或許不懂得以生態建築或永續性的術語表述理念，但他們回收材料、回應地方氣候的營造方式，不必依賴華麗的「綠色」設備，也自然展現了永續建築的特質。

此後三十多年，梁先生與幾名工匠搭檔，以自由接案方式在九龍郊區新市鎮及新界工作，直到 2000 年退休。可以說，他透過親身參與建成環境的形塑，見證了新界的劇烈變遷。

在香港及許多亞洲城市，營造業傳統上存在一套彈性的分工制度：大型工程被拆分為多個分包項目，而這種分工往往建立在既有社會關係之上。梁先生長期與兩三名固定的親友合作，卻從未積極把自己定位為分包商。幾名梁先生沒有指出姓名的分包商會來村裡招募工人；這些分包商背後通常還有總承包商，多半是大型公司，但梁先生同樣沒有透露名稱。

工班通常依照工程規模與時程自然組成：大的工程規模，可以像大窩口的一百六十棟房屋；小的規模則可能僅一間村屋。某位工匠接到分包商委託後，便視人力與工程協調需要，邀請親友共同工作。在馬屎埔，梁先生主要與兩名姻親合作。整個過程沒有建築師主持，因此這類合作營造也不存在清楚的設計作者概念。概略而言，三名工人約一個月即可蓋好一棟房子。他們在現場依手邊材料估算建築尺度與其他細節。有時村民自行準備木料，工匠只要看木料斷面的大小，就能預判蓋出的房子有多大。

梁先生通常不只負責蓋屋，也製作類似他自家的那種窗框與門扇。有些村民還請他設計特殊的家具，例如區家的傳統中式神壇。我們稱讚他製作的供桌時，梁先生回道：「這個嘛，希望神明也中意我的手藝。」為節省空間而打造的精巧旋轉樓梯，也令我們印象深刻。屋外，他以鐵管與木材為妻子親手製作跑步機、鞦韆等休閒設施，再仔細安置於庭園之中。他替鄰居蓋屋時也採取類似作法。這些未經執業建築師設計的村屋，連同周圍池塘、果園與田地，一棟接一棟，共同形塑出馬屎埔和諧的地景。

馬屎埔與變動中的新界

自 1990 年代起，部分村民逐步以混凝土建築取代原有的小屋。即使工程量日漸減少，梁先生仍持續工作，直到約十年前退休。他在馬屎埔留下的許多房屋，記錄了自己在新界變遷中的獨特職業軌跡。在此之前，農業早已逐漸式微；自 1970 年代末以來，新界只建起少數新市鎮，粉嶺即為其中之一。同時，1970、1980 年代出生於新界的年輕世代，經常前往香港島與九龍尋找更好的工作，也有人出國求學或移民。梁先生的子女也不例外。多年下來，屋內隔間被拆除，臥室變成儲藏空間。在梁先生看來，年輕一代幸運得多，教育程度較高，也有更多機會進入他認為體面而有前景的服務業。儘管離家從事服務業，未必如人們想像般令人滿足，許多年長村民仍將青年外移視為不可避免的趨勢。

除了勞動分工與市場的改變，新界也逐漸成為開發商眼中前景可期的腹地；其影響深遠，並與國際及國家政治的變化交織。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回歸中國為珠江三角洲帶來全新的區域動力。英國曾將新界視為抵禦中國的天然屏障；到了 1990 年代，跨境治理逐步成形，並在主權移交後更加強化。當局企圖透過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促進跨境經濟發展，並將邊境地帶的農田與濕地轉變為大型新市鎮。在此願景下，若干暗中與北京建立關係的開發商，早在 2008 年《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⁶通過以前十年，便開始收購新界東北農地。粉嶺馬屎埔只是眾多受到開發趨勢威脅的村落之一。過去十年間，恒基兆業地產逐步取得原居民土地。大多數本地原居民早在 1960、1970 年代便已遷走或移民歐洲，並將農地出租給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這些移民持續種植蔬菜，維持香港的食物供應。然而，這些付出既未受到肯定，也沒有被納入政府對該區的新願景。隨著脈絡改變，土地不再被視為滋養萬物的沃土，而成了待開發的基地。在灣區宜居城市的新藍圖中，照料土地的移民農民就這樣被排除、迫遷。

隨著土地收購增加，村落也愈來愈殘破。恒基派人拆屋，或將土地出租給破壞地方生態與社區生計、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產業。村民漸漸對村落遭破壞感到麻木。當人們談起恒基收購與未來計畫時，不少年長居民——其中有人甚至簽約後仍住在原屋——認為重建就是村落無可避免的命運。今日，僅約一百名仍擁有房舍與農地的村民留在馬屎埔，照常耕作；原村民則有超過五分之四遭強制迫遷。⁷ 有些人即使搬走，仍會回來耕種。於是，在高樓環伺之中，馬屎埔依然是一座不斷縮小、卻充滿生命力的村落。

馬寶寶：讓當下成為歷史，以土地與記憶開啟另一種未來

年輕世代對村落與新界的未來抱持截然不同的看法。2010 年夏季，幾名 1980 年代後出生的青年在馬屎埔成立社區農場，有些是出生於村內，有些則懷著協助抵抗開發商的熱情到來。這座有機農場被命名為「馬寶寶」，字面意指「馬屎埔的寶寶」，藉此傳達他們的信念：村落能夠成長，不必然要因恒基的計畫而消逝。他們主張，有機農業結合更永續的生活方式，可以為下一代帶來更好的未來。他們不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必須加入那個充滿問題的過程，把城市塑造成一座容不下維生經濟的國際金融都會。二十多歲的區晞旻（Becky Au）是馬屎埔的第三代居民，也是馬寶寶的發起人之一⁸。她辭去中環的工作，邀請來自各行各業的朋友走進村落，體驗與土地共處的美好。他們希望藉此告訴香港主流社會，土地與農耕擁有內在價值，無法被購買進口食物或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所取代。

過去一年，馬寶寶的青年與年長農民合作，嘗試樸門農法，每週舉辦工作坊，讓更多人重新接觸田間生產。農場也安排生態導覽，帶領人們觀察河岸地景的自然之美，認識多樣生物的棲地。另有數名青年藝術家以充滿情感張力的展演呈現社區運動。在「藝術抗爭」（Artistic Protest）的概念下，他們與小學及中學合作，重新帶回田野與村屋的生活故事。透過結合音樂、視覺藝術與口述歷史採集的多項計畫，他們以可愛的壁畫、裝置等形式，呈現從長者身上聽來的人生故事；甚至製作富有創意的標語牌，嘲諷恒基豎立的警告告示，提醒開發商：土地與水中依然有生命存在。

年輕人在村裡日益活躍，也改變了梁先生夫婦等老村民。部分長者開始把自己的農耕知識，以及落腳新界的記憶，分享給未曾親眼見證二戰後混亂歲月與政治體制轉換的年輕人。有些人原本從未想過村落可能獲救，如今也認同這些年輕人的行動，開始說出自己對不同未來的期盼。即使馬屎埔仍持續遭到破壞，不曾停歇的糧食耕作與村落生活，卻提示了另一種敘事方式。而這個敘事的結局，我們尚未能預見。

文化地景、層層交疊的親密關係，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動態互動，不只展開於田野、河流與山巒，也存在於小屋等建成物之中。沿著梁先生的旅程與工作軌跡，我們得以從截然不同的跨國視角，看見村落如何被建造。若說村屋因其歷史與建築價值而值得保存，或許顯得荒謬，然而，馬屎埔村民代代延續的實作之中，確實蘊含某些穩固而真實的價值。也許，我們應該再多給一些時間，讓人們更充分理解過去，藉此想像另一種未來。接著，才知道如何在此刻採取行動。

註釋

1. 參見 See The Disappearing Village by Emily Wu on Hong Kong Magazine Online. http://hk.asia-city.com/city-living/article/disappearing-village
2. 關於華工移民馬來西亞的進一步討論，參見 Tan Pek Leng (2008) Land to till: the Chinese i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of Malaysia. Malaysia: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in Kuala Lumpur, Malaysia.
3. 參見下文第五章，Abdul Halim Nasir, and Hashim Haji Wan Teh. 1996. The traditional Malay house. Shah Alam: Fajar Bakti.
4. 參見 Esmawee Haji Endut, The Architecture of Malaysia, in Transforming traditions: architecture in the ASEAN countries, Brunei, Malaysia, Indonesia, Philippines, Singapore, Thailand. Conference-Workshop of Writers and Editors, Jon Lim, and Adnan bin Pengiran Badarudin. 2001. [Singapore]: ASEAN Committee on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5. 根據梁先生表示，這些通風細節可能是營造者從馬來西亞店屋與海外華人建築帶回；香港西環、中環等地的房屋亦可見類似作法。
6. 此研究旨在為粵港澳合作提供新的機會與平台；本文寫作時，香港仍在進行公眾諮詢。參見 http://www.prdbay.com/en/main.asp?pid=1。
7. 參見 Joyce Ng,(02/12/2010) Villagers fear Eviction when Development Nears. http://topics.scmp.com/news/hk-green-watch/article/Villagers-fear-eviction-as-development-nears
8. 馬寶寶社區農場相關行動，參見 https://mapopo.wordpress.com/ 及其 YouTube 影片：https://www.youtube.com/user/mabaoba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