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 Punkelephant, 李玉華

不同發展脈絡的文化、社會與城市，有各自的脈絡定義童年與適合成長的童年環境。眼底城事與特公盟在過去三年的合作裡，透過文章翻譯、訪談、親自實踐鄰里遊戲空間的創造，嘗試撐出一個討論與倡議的空間，去談論遊戲是什麼？孩子為什麼需要遊戲？需要什麼遊戲？在台灣，我們的孩子遇到什麼困境，因而無法好好遊戲？為什麼城市難以提供孩子們有品質的、可遊戲的公共空間？

對「遊戲」集體失憶的台灣世代

粘巴達假日學校的校長，在反思台灣孩子們的童年經驗時，發現 1970 年代左右出生的孩子，可能是台灣兒童史上最後解放的一代：城市的孩子在交通尚未太繁忙的街道上玩耍、鄉村的孩子徜徉在尚未被污染嚴重的田野、溪流、三合院的大埕間。在此之前，農村時代，我們的祖父母輩，「遊戲」或「上學」都不是正經事，戰亂時代長大的孩子們，往往被當成是社會的預備勞動力與照護工：幫忙農事、照顧家中其他的孩子、甚至是童工。那時當然社會並不談論遊戲文化，即便如此，在同安街遊戲平台的參與式規劃過程裡，提到遊戲與童年， 90 歲的老奶奶仍然嘴角帶著笑，比手畫腳說著自己孩提時代爬樹的故事。

而後八零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大人忙著工作掙錢，希望給孩子最好的未來，於是一個又一個八零年代長大的孩子，被送進各式各養的才藝班、夏令營、安親班，學習樂器、跳舞、圍棋、語言等五花八門的才藝。我們被告知，街道是屬於車輛的、是危險的，走在街上不要隨便亂衝；孩子的課餘時間被才藝班、安親班與補習班塞滿，爸媽得上班沒空陪伴；孩子不再去公園玩耍，事實上是，忙著學校與才藝班的功課，他們沒有時間玩耍。沒有孩子玩耍的街道、公園、籃球場、溜冰場與遊戲場，剩下被外籍移工推出來曬太陽的老人。

老舊的遊戲場，因為沒有孩子而缺乏關注與照料，而被法規安全至上、好不好玩其次的罐頭遊戲場取代，沙坑不見了、低矮盪鞦韆不再能夠飛高高、斷頭的搖搖馬塞滿遊戲場、一點都不滑的溜滑梯，靜靜地在公園垂死，好似沒有人發現，城市少了孩子的歡笑聲，是一個問題（消失的公園）。直到才藝班世代長大的孩子成為親職照護者，有了自已的孩子，才發現，缺乏遊戲的童年，我們都忘了怎麼玩，也沒有時間跟空間，練習去怎麼玩，去思考，「玩」對於我們來說是什麼？即便我們不想重蹈自己的覆轍，把孩子關進教室裡，望著擁擠的城市空間，發現城市裡，屬於孩子可以安心遊戲的公共空間已經消失無幾，可以溜小孩的地方太少，少數可以遛小孩的地方，人總是太多，不懂得玩的大人自己有太多害怕，不敢放手讓孩子試膽量，擁擠的遊戲場更是讓大家身心緊繃，衝突總是箭在弦上。

從搶救遊戲場到找回遊戲文化：從倫敦經驗看台灣

細說從頭，一切的一切，開始於某個地方的媽媽，發現家裡附近孩子們喜愛的遊戲場即將被拆除，發起連署，希望可以把這個遊戲場留下來。卻意外踏上一條偉大的航道，走過一個又一個的坑，在路上認識不同的盟友，從怎麼樣讓好玩的遊戲場留下來，到什麼是安全、好玩的遊戲場？從關心公園裡的遊戲場，到城市裡適合遊戲的公共空間，不應該只有遊戲場（不只是遊戲場，孩子需要的是可遊戲的城市、隨時隨地都能玩，整個城市都是我的遊戲場）；從探討只是安全、符合法規的遊戲場，是否符合孩子們的需求？（公園橡膠地墊：限制了遊戲的可能性，也阻斷了與環境的連結、敲碎安全規定神話的遊戲場）到兒童友善的公共空間（兒童友善空間、打造豐富好玩的兒童遊戲城市–必須先定義「兒童友善」）、以及孩子的身心發展，需要有挑戰的遊戲的（為了孩子好，就讓他們在戶外玩得遍體鱗傷吧！）；最終我們發現，只有還記得怎麼「玩」的孩子，能夠告訴我們這些已經忘了怎麼玩的大人，「遊戲」的「空間」是什麼？應該長什麼樣子？（到底，遊戲場的「遊戲」，長什麼樣子？）也從這裡，我們意識到，遊戲是孩子的人權（即便在二戰期間成長的台北阿嬤都有樹可以爬）（重新審視兒童遊戲的政策制定、兒童遊戲政策的重要性 — 不僅只是為了身心健康），而讓孩子參與遊戲空間的規劃設計，便是基本公民參與的培養（台灣未來的公園不能只靠想像：公民參與的重要、聽聽山崎亮：台灣設計師，能如何深入兒童遊戲場的改造？）。遊戲不是遊手好閒與浪費時間，對孩子來說，好好遊戲，才是童年的正經事。然而台灣的遊戲空間已經大量消失、孩子仍然被關在課後才藝班，我們得重新問自己，台灣的遊戲文化是什麼？該如何建立？

今年夏天，特公盟與眼底城事的夥伴一起前往倫敦，拜訪三位在城市遊戲空間設計、政策規劃推動的專家，分別是參與多個層次，從城市遊戲政策推動到空間規劃倡議，我們多次翻譯他文章的 Tim Gill，領銜推動英國兒童城市遊戲政策的 Adrian Voce、與任職於 ARUP顧問公司，主導Cities Alive: Designing for Urban Childhoods 的景觀建築師 Samuel Williams。在我們的對談裡，除了從他們的經驗理解，如何在倫敦這個龐大、萬千複雜議題交錯的城市裡，摸索童年與城市對英國社會的意義，拋出觀念、推動政策、在政治環境的變動中，讓市政府看見並實際推動遊戲政策，努力撐出兒童與青少年們在城市公共空間的一席之地。也從對談裡反思，我們過去三年在台灣的努力，如何定位自己，走過了哪些困境，取得了怎麼樣的社會迴響、接下來要往哪裡走？

Samuel Williams：先是一位公民與父親，才是推動友善兒童城市的景觀建築師

Samuel Williams 是正在放育嬰假的雙寶爸，也是一名任職於跨國工程顧問公司的景觀建築師。身為一名父親與公民，他曾在自己住家的街道推動封街一日的鄰里遊戲街道活動，看見街上的孩子玩得開心、平日冷漠以對的鄰居有了互動，興起了將公民實踐帶入專業工作的想法。於是他以「為城市裡的童年設計」為主題，參加公司內部公開的研究主題徵選，獲得公司在資源上的支持，得以動員公司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研究友善兒童的都市環境，對整體都市環境的影響與改善。在發表研究成果的報告裡，他和他的團隊搜集各國案例，加以數據分析，證明對兒童友善的都市環境，無論在環境永續、地方經濟發展、健康、城市安全、社區凝聚力等面向，都會有長幅的提升。並試圖翻轉傳統規劃論述：從「只要是整體正向發展的都市環境，對孩子也好」到「適合孩子成長的都市環境，必定也適合所有族群正向發展」。

Samuel 提到，作為顧問公司的專業角色，他們將不同領域、關於兒童與城市的研究與案例，整合成圖像化、數據化的資訊，在不同尺度的案子裡，能夠以有效率、強度的資訊說服業主，將友善兒童發展的面向帶入城市發展業務的一環。但同時，Samuel 也承認，即便在倫敦，和公部門開會，提及兒童友善城市環境的發展，依舊會有公務員提出：「雖然哥本哈根是宜居城市的典範，然而倫敦並不是（高稅收、社會福利主義下的）哥本哈根，（無法為兒童做這麼多）」，然而「玩」與「遊戲」的對兒童發展的價值，在英國社會已經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識，無論政治傾向是保守或自由、對種族、文化、經濟議題有多大歧異，沒有人會否認需要為孩子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因此在這個價值的共識下，對於友善兒童的城市空間的討論與倡議，得以從遊戲場外擴：孩子能否安全地由住家抵達遊戲場？街道與街角是否安全、適合遊戲？都市環境品質，對孩子的成長是否健康？比起這一代在城市童年嘗試獨立、有一點冒險的生活，是否這一代的孩子過度被保護、城市變得更不適合孩子獨立移動？倫敦的挑戰，是怎麼樣將已經取得共識的價值，轉譯成城市建成環境規劃與設計的實踐。

談到空間專業中，投入相關領域的實踐者並不那麼多，往往也在許多場合裡，設計者用自身經驗表示，自己小時候都在街上玩，遊戲空間並不一定要侷限在遊戲場，或特別為孩子設計遊戲空間，只要有心，到處都可以遊戲。這個常見的倚老觀點，巧妙地回應了粘巴達校長的觀點—無論東方或西方城市，城市街道在過去幾十年裡快速地被汽車交通佔領，城市空間在遊戲場外，變得不適合孩子安全的獨自行動，更晃論遊戲。友善遊戲的城市空間，當然不只是在遊戲場，然而這不代表景觀設計師可以因此卸責，反而更重要的，正如 Cities Alive: Designing for Urban Childhoods 書裡提到，用更全面的觀點，整合空間規劃、設計不同尺度的專業，將童年放到都市生活的核心，建立適合童年生活的都市建成環境。Samuel 認為，設計專業需要更多的楷模角色，如荷蘭建築師 Aldo van Eyck，讓年輕的設計師、學生，願意投入這些看似日常、充滿細節，並不那麼「酷」的設計，才是真正「酷」的事情。

Tim Gill:「為兒童設計」的操盤手

從 2015 年開始，我們就發現英國有一位核心價值相似的兒童遊戲權利獨立研究學者 Tim Gill，他在「遊戲學」這個領域，等於是全世界的議題領導者。從他口中，我們聽到了非常多的「兒童主體」，沒有太多會談桌上的空講，Tim 反而帶著我們從他非常引以為傲的案例 — 伊莉莎白女王奧運公園中的「翻騰灣遊戲場（Tumbling Bay Playground）」開始，邊走邊細緻講解公園和倫敦東村中的遊戲空間規劃及設計，將他自己在英國超過 20 年推動兒童遊戲權的努力，怎麼落實在單一遊戲場、整座公園、各個公共角落及新興衛星社區建設中。期間，志同道合的他和特公盟的我們一樣，看到損壞的設備就馬上拍照傳給管理單位，遇到新設遊戲項目就興奮地猜測設計師和廠商名。邊走邊談同時，直接映入我們眼簾的遊戲空間案例和設計實物，對照 Tim 口中詳述的論點解說，也就是特公盟這三年的運動中，不斷透過翻譯書寫介紹給台灣的觀念理論，台灣也逐步以在地化方式逐漸實踐，，竊喜台灣也步上世界各國「為兒童設計」之路的當下，內心非常地悸動。

Tim 說，有時候大人要做許多決定時，總想著「是此時此刻要盡力讓孩子開心呢？還是要為他的未來福祉更深思決策？」例如：在翻騰灣遊戲場的戲水區域，也許會有保守人士聲稱為了兒童衛生、永續循環或是政治正確，要使用昂貴的系統設備，或把孩子遊戲行為中該有的富良性風險的冒險挑戰及有趣遊戲元素變成無聊的場子，但是，所有兒童的遊戲行為並不難想像，當使用高貴但易壞的設備或把場子變無聊，政府花了大筆預算，但孩子終究因為設備易壞或缺乏遊戲感而沒得玩或不去玩，反而阻礙了簡單用物美價廉的自來水設備及仿野外自然就能讓孩子歡笑享用的空間設計。這時候，我們該問：「童年是誰的？」答案是：「是孩子的。」那麼，一切回到「孩子想要玩什麼，就提供什麼給他們」，簡化被大人複雜的議題，答案就會變得明朗。如此一來，政府反而願意為了孩子的真正需要，處處建置玩水設施和有趣空間。

除此之外，對於遊戲空間的定義，Tim 並不認同將孩子都圈限在一個名為「遊戲場」的範圍，倒是對於城市空間中的「可玩性（playability）」做了一個「劃重點」的動作，這樣「空間資源」被釋放，任何人才不會用任何少數中的少數弱弱相殘的倡議方式，去限縮整個城市的共融發展性。比如說：整體公共空間資源不足，導致公園裡老人對體健器材的需求與兒童對遊戲空間的需求產生衝突，被製造成要選邊站；甚至在同一個兒童遊戲場裡，共融與挑戰遊戲型態的衝突，被形塑成二元對立。將這些衝突，歸咎給不同的都市弱勢使用者，或是在有限資源底下做設計的專業者，並不公平。應該透過較大的規劃尺度，從整體的公共空間資源盤點，思考「可遊戲空間」（playable space），在城市裡會在哪裡？有哪些地方，可以支援在遊戲場以外滿足遊戲需求的可能。

以倫敦為例，我們曾經在「不只是遊戲場，孩子需要的是可遊戲的城市」一文中介紹在大倫敦地區發展的規劃戰略「倫敦計畫」（London Plan）裡，將兒少所需的遊戲空間擬定策略，明確主張：所有兒童與青少年都應獲得優質、設計良好、安全和刺激的遊戲設施，鼓勵將自然環境納入遊戲空間，形成支撐城市綠色基礎設施網絡的一環，並擬定每個兒童應有 10 平方米的遊戲空間。參與該計畫推動的 Tim 進一步對我們解釋，該政策的推動，並不是一時的火花，而是在倡議人士多年努力之下，在一個恰當的政治時機，民間運動、學研討論和涉入政治人物共同促成。

Tim 建議我們將「倫敦計畫」推薦給台灣的都會城市，會比較能讓眾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一般民眾）能夠接受，因為可玩性並不限縮在遊具或是遊戲場，遊戲地景、公共藝術、廣場、民眾集合區、綠地一塊等，都會是可玩性能夠發揮的地方，而從市政層級推廣的可玩性，讓台灣的每一座城市會因為良性競爭，而長出不同的特色遊戲空間樣貌，甚至是要求台灣的每一位市長，都該有與全球兒童友善城市並駕齊驅的眼界。

Adrian Voce：進出體制內外的英國兒童遊戲政策推手

熱浪來襲的夏日雷雨午後，我們一行人三大五小，和英國國家遊戲政策總顧問 Adrian Voce 坐在 Battersea Park 一角，兒童高爾夫球場及全齡樹冠層遊戲場附設的比薩餐屋。滿室大小孩吶喊中，Adrian Voce 侃侃而談著，自己的「遊戲運動生涯」如何從第一線的 play worker （遊戲指導員），走到全國性政策的推動者。望著窗外的付費兒童高爾夫球場，Adrian 提到，遊戲政策，或是城市公共空間，雖然名為公共，卻是高度受到政策甚至景氣導致的經濟因素影響。例如：當市政府縮減財務支出，降低公共空間的維護與經營預算，導致倫敦各個公園得自行籌措財源，這就是我們現在坐在這個比薩屋，孩子得付錢遊戲的原因。

以 Adrian 的倡議經驗，「遊戲」雖然容易被理解（讓大家可以玩的地方），但推動「遊戲政策」，需要一定的政治敏感度，在不同的倡議活動裡，攜手親職團體、教育研究領域專家，同時以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並用良好的溝通策略，促使政治人物表態。一步步推動觀念的轉化是漫長的道路，但唯有社會觀念慢慢轉變，才有水到渠成的機會。

向兒童學習：找回遊戲的文化與記憶

從倫敦的經驗回望台灣，我們發現，如果倫敦經驗談的是，在多年的倡議推動下，孩子需要好好玩，才能好好長大之「玩」的價值，大致上在社會觀念裡被接受之後，空間資源應該如何被妥善分配到城市裡，給予兒童與青少年遊戲的空間。台灣經驗的起點則是，從被拆掉的遊戲場，發現城市公共空間的缺乏。教養（為你好）文化與填鴨教育文化的扭曲，不但使孩子失去了自由遊戲的時間，久而久之，也失去了遊戲的空間。沒有好好遊戲的孩子長成了大人，也忘記了怎麼遊戲，忘記了孩子需要遊戲。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導致老人與小孩的在公園爭奪擺放體健器材與罐頭遊具的空間，卻忘了好好遊戲與好好養老，並不那麼衝突，；孩子被擠壓的生活空間與焦慮的教養文化，讓孩子失去挑戰的空間，孩子即便到了遊戲場，仍躲不了處處想下指導棋的爸媽。在訪談裡，Tim 提到「可遊戲的空間」(playable space)建立在三個基本條件上：空間、時間和人的態度，有空間（設計或非設計），孩子有時間去那空間玩（或大人有時間在可玩空間陪伴），最後，是眾人對於這一個「空間加人」的組合有正向鼓勵且使其持續的「態度」。重新把遊戲在童年、城市空間裡發生的價值找回來，忘記怎麼遊戲的大人，重新跟孩子學習遊戲的意義，也許就是下一步，我們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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