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住宅小調查:以搬家為前提的入住,以分手為前提社區交往

文:眼底城事編輯室

從 1989 年「無住屋者團結組織」萬人夜宿忠孝東路的「無殼蝸牛」運動,到 2014 年「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結合 19 個民間團體發起的「巢運」,有賴民間非政府組織多年不懈的政策倡議,終於成功將社會住宅議題推上政治競選的籌碼角力場。不管是 2014 年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開出「四年兩萬戶,八年五萬戶」,或隨後 2016 年蔡英文競選總統時提出全國「八年二十萬戶」的承諾,都顯示「社會住宅」議題成為進步政策的象徵之一。時至今日來到 2020,柯蔡兩人雙雙連任成功,進入所在職位的下半場。社會住宅究竟蓋了多少?是誰入住?可以住多久?又達到什麼社會成效?這些問題多半可以在法規與統計資料中找到答案。然而真實的生活,在漫天喊價的戶數中是什麼樣子?一般民眾多半還是霧裡看花。

本文從 2019 年「住宅的社會問題」專題中衍生而出,當時專題嘗試討論不同的社會角色,在一個大規模拔地而起政策裡的相對位置。透過匿名問卷調查,我們蒐集到十一份台北市參與「青年創新回饋計畫」的住戶(簡稱青創)與曾經參加青創活動的社會住宅住戶,居住社區分佈於台北市的健康、興隆、萬華青年三個地點。從他們的視角,得以一窺神秘社會住宅的生活切片。

以台北市為例,社會住宅住戶的組成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為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規定申請資格,經公開抽籤後中選的市民、一部分為符合經濟、社會弱勢身份者的安置居所(簡稱安置戶)、另有 10% 的戶數,保留給經甄試中選的「青年創新回饋計畫」住戶。然而不管根據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或臺北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除了安置戶外,社會住宅住戶租約是以三年為一個週期的契約,最多只能續約一次。也就是說,獲選住戶在入住的當下,就知道最多六年後就要搬家;符合經濟、社會弱勢身份的安置戶,則最多可以住十二年,可謂是「以搬家為前提的入住」。

「青年創新回饋計畫」:以分手為前提社區交往

這樣一個短期內數千百戶居民一起搬到新家,又在數年後必須搬離的社區,要怎麼住在一起、形成社區感,委實是一個問題。「青年創新回饋計畫」即是在此脈絡下,所被提出的解方。台北市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公共住宅委員會共同提案實驗性的青年住宅,廣邀青年團隊提案,在社會住宅社區內策劃活動,以提升社會住宅社區的凝聚力,透過不同活動的交流,增加居民的歸屬感與認同感。獲選的團隊,得以受到邀請,入住社會住宅實現提案計畫。

透過問卷受訪的青年創新回饋計畫提案執行者,分別在不同公宅提出手作、親子活動、社區紀錄、講座策劃等活動。而填寫問卷的住戶,也表達自己的確透過參加活動,認識鄰居,近一步產生生活上的交流,交到許多新朋友。雖然物業管理的場地協調、填寫計畫報告等行政事務對若干提案執行者而言有所吃力,但大致上經過磨合與微調,計畫均可流暢執行。甚至有人提出「社區社團已成生活的小確幸,面對租約到期,就各散東西,有點傷感。也會擔心未來青創執行的成果,6 年一換會有斷層。」的隱憂與感傷。

台北市興隆公共住宅(圖片來源:public-rental-housing.gov.taipei/

以搬家為前提的入住外,也需要以穩居為前提的搬家

相較於荷蘭社會住宅的永久租賃制、南韓針對不同居住需求區分的短、中、長期租賃制度,台灣目前的社會住宅制度,只提供短期過渡性的房屋租賃。針對這樣的制度,填寫問卷的居民多半表示生活因此感覺有所限制。有多位居民表示因此不敢把東西全部從箱子拿出來,添購傢俱、佈置房子會有所考慮。有家庭的居民,則表示家的穩定性對孩子是很重要的,與住宅連動的戶籍的遷出入,會連帶影響孩子的學區,不穩定的租約,代表孩子小學念一半可能就得搬家,也是一則隱憂。有社區意識的民眾,則表達在流動率高的社區建立社區意識,或租約到期社區關係就得終止的感傷。面對約滿之後的狀況,幾乎全數居民表示,只能回到過往的私人租屋市場另覓住處,或期盼期滿時法規有所變動,且戰且走。社會住宅雖然提供了避風港,但整體住宅市場惡化的速度相當令住戶擔憂。

即便過往的研究與數據表明,政府興建社會住宅立意良善並耗費人力物力;在尋覓社會住宅興建地點的過程,也遭受基地周邊社區居民將社會住宅視為鄰避設施的壓力。然花這麼大的力氣,能提供的僅是過渡性短期居住,未免給人事倍功半之感。即便全數填寫問卷的居民都表示,全新的社會住宅的居住品質比之前私人租屋市場所覓得的居住品質好,以住戶個體而言,曾經住在社會住宅的短短六年,也許是人生中的一個「小幸運」;然而以促進社會整體居住正義、平衡高房價帶來的社會居住問題的社會政策角度衡量,提供短期過渡性的出租住宅,所帶來的正面社會效非常有限。

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圖片來源:public-rental-housing.gov.taipei/

小結與反思

本文以 2019 年進行的微型社會住宅住戶調查為本,反思過渡性短期社會住宅帶來的社會效應。究竟如此「居住的流動」是政府鼓勵的居住方式?或是社會住宅政策推動初期的緩解之道?需要思考的觀點應是制度的設計,如何能長遠對居住正義的推動產生正面的影響。

從問卷的調查結果得知,接受調查的居民,並不認為過渡性的短期住宅可以為他們的居住問題帶來長遠的解方,六年過後,依然得回到原本的租屋市場。而「青年創新回饋計畫」雖擔任起縫合住宅流動性的解方之一,然六年後也得和這批當初一起進出的住戶同進退,可預期的斷裂該怎麼應對,是制度設計的單位無可迴避的問題。

另一段插曲,則是當編輯團隊聯繫在社會住宅計畫內執行公共藝術計劃的團隊,並透過該團隊聯繫某青創戶,試圖採訪實際執行成效時,同時得到執行團隊與該青創執行者回應,由於與都發局的合約關係,不方便對外發表帶個人觀點的回應,也不希望暴露身份帶來「麻煩」。因此改採匿名問卷調查作為資訊蒐集的方式。

值得期盼的,也許是在這六年間,政府能夠負起更多住宅改革的責任,例如制定更能保障租戶權益、居住安全、與金流透明的租屋市場法規;推動更健全的房地產管理制度,降低高房價高空屋率的現象。最後,也期盼公務機關文化能跟隨民主社會的風氣更加開放,更加勇於接受社會政策的討論、對話與公評,做到真正「開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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