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房思宏、林佳禾

在台灣，棒球通常被稱為「國球」。

然而，仔細觀察這項運動在大台北都會區的空間分布，會發現一個弔詭的現象：絕大多數的基層棒球活動，並非發生在城市核心的公園綠地，而是集中在相對邊緣的河川區域內。

根據台大 Sp0rtz 研究團隊在 2025 年上半年針對台北盆地可供比賽使用的棒壘球場地所做的盤點，雙北地區目前擁有大約 100 面上下的棒壘球場，但其中有高達八成是位於河濱的高灘地球場。

這並非自然形成的結果，而是一部跨越百年的都市空間政治史。當我們看見孩子們在河濱球場揮汗奔跑時，他們所踩踏的土地，其實承載著從「都市排擠」到「法規縫隙」，最終由「常民韌性」所撐起的複雜身世。

城市裡的缺席——意外被綠地排擠的球場

在台北城市發展的過程中，「運動場」與「公園」原本並非互斥的存在。日治時期對台北的建設，一開始是傾向將運動設施與大型開放空間結合。例如 1910 年以前落成的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內，就設有台灣第一座棒球場；1923 年為了接待日本皇太子（後來的昭和天皇）而建的圓山運動場（含棒球場），也鄰近後來規劃的大型都會公園用地（今花博公園）——說明當時的規劃思維認為：城市裡的「公園」應當能包含進行體育競技的「運動場」。

來源：維基百科

國民政府來台後雖大致上延續了日治的空間規劃（包括大型都會公園用地的配置），但戰後的都市發展邏輯卻發生明顯的轉向。韓戰爆發後，圓山運動場因美軍進駐而失去功能，台北陷入了缺乏大型運動設施的窘境。雖然 1959 年末政府成功在五號公園用地興建了體育場和台北市立棒球場（即今臺北小巨蛋前身），這卻成為戰後少數「公園變球場」的特例。

隨著人口增長與都市化擴張，運動設施開始被視為與公園應提供給市民的價值和氛圍不相容。1960 年代以後，台北市區的公園用地開發反覆出現「綠地」與「體育」之間的衝突。新公園棒球場於 1961 年被改建為庭園水池；1970 年代關於青年公園規劃的討論中，亦有學者質疑球場會破壞樹木與草皮。這種張力在 1980 年代末期七號公園用地（即今日的大安森林公園）的開發爭議中達到頂峰。當時，隨著市民環境意識與對都市生活品質的追求逐漸高漲，反對在公園內興建現代化綜合體育館的聲音引起了極大關注，台大地理系教授張石角更在公聽會中留下了名言：「把體育館設在公園中，是把少女交給怒漢。」

最終，七號公園用地確立了「森林公園」的定位，大型運動設施被完全排除在外。這場關鍵戰役為戰後台北都市核心區的空間邏輯確立了主要的基調：市區的公園屬於自然的森林與綠意，而非人工的球場。

河濱法規的迷宮——在禁制與許可之間尋找縫隙

兼有「參與」和「觀賞」功能的大型運動設施，與大面積公園綠地之間的難以共容，某種程度也說明了對空間終究有一定需求的棒壘球活動，在市中心也很困難找到容身之處。

在台北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棒壘球場做為公共設施，市政府早在 1970 年代起就把腦筋動到了河濱。但河濱空間之所以可能被公部門大開大闔地運用，其實是根源於一頭房間裡的大象：防洪治水是台北戰後最迫切的大規模民生工程。以《水利法》為核心的河川管理體制，是透過強力的限制使用，給予了政府介入河川區域的正當性。

依據 1963 年修訂後的《水利法》，河川區域內的土地利用行為大多應該「原則禁止」，一切以防洪治水為最高原則。在這樣的法規框架下，河濱球場乃至於所有河濱公園的存在，本質上都是基於一種「例外許可」。這也造就了河濱球場獨特的地景：為了符合法規中對於「妨礙水流」的限制，所有的設施都必須是「臨時性」的。

早期台北市甚至引用自治規則裡原意是針對農作物的規定，主張「設施物不得超過 50 公分」，因而拒絕在河濱設置廁所與過多的照明，造成使用者極大不便。直到 2007 年《河川管理辦法》修正，才明確規範超過 50 公分的設施需為「可拆卸式之臨時性設施」。這就是為什麼現今在二重疏洪道或各河濱公園看到的棒壘球場，多半沒有固定看台，且充滿了活動式圍籬、拖車貨櫃與流動廁所——在法的原則上，它們必須隨時準備在災害來襲時撤離。

然而，法規看似剛硬，但民間的需求卻還是在縫隙中找到出路。1990 年代隨著防洪計畫抵定，加上慢速壘球運動在企業界的興起，一股由民間在河濱高灘地認養球場的風潮開始湧現。例如 1992 年，在華江橋下的雙園河濱公園，便曾由民間集資興建了十二面慢壘球場；1995年，社會業餘球界非常活躍的社子島棒球聯盟也在百齡橋左岸闢建並認養三面棒球場；及至一水之隔的台北縣，由地方政治人物如黃林玲玲、蔡明堂分別在新莊西盛河濱、二重疏洪道推動的棒壘球場建設，都伴隨著雙北河濱公園的開發愈來愈完整，一步一步確立了現今蔚為主流的「政府許可、民間認養、設施臨時化」的河濱運動場體制。

這雖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運動人口的場地荒，卻也埋下了長期的隱憂。它將維護管理的成本與環境風險，部分轉嫁給了使用者。當時間來到 2020 年代，這些使用者中最脆弱的一群——社區棒球隊的孩子與家長，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氣候挑戰。

當熱血遇上熱浪——氣候風險下的社區棒球與家庭動員

社區棒球隊是高灘地棒壘球場的主要使用者之一，而以國、中小學生為主的社區棒球隊，日常訓練與比賽經常使用這些球場，過程中家長同樣也扮演積極的參與角色。接下來將進一步由社區棒球隊參與者的角度，檢視氣候風險中的河濱球場。

家長參與社區棒球隊運作過程中，在場地、天候、乃至更深層的環境永續議題，會面臨哪些問題與挑戰呢？曾經陪伴孩子經歷社區棒球隊數年，同時也深度參與環境運動的李育欣，就分享指出，家長們除了需要分工輪班競爭登記有限的球場使用名額，或者根據球隊與球員狀況尋找不同的訓練場地外，在訓練或比賽期間，也會協助整理場地、提供後勤補給，到外地比賽時，則需要分工載送球隊成員以及器材。在這些長久的陪伴過程中，球員家長們深切感受到一場場訓練與比賽，除了可見的軟硬體資源設備外，也同時面臨著各種來自外在環境的挑戰：對於室外場地而言，降雨往往會帶來最直接的挑戰，位於河濱高灘地上的球場，排水設計多半不良，大雨會同時帶來場地復原以及後續維護上的問題。除此之外，看不見的高溫與空污同樣對球員、教練以及在場邊陪伴的家長們，帶來越來越多的健康衝擊。而維繫球隊運作所延伸的交通運輸與廢棄物處理等議題，由永續的角度出發也同樣重要，但往往不如主流職業賽事中受到重視，因而多半也只能回到個體層次進行呼籲或行動。

筆者（房思宏）有個孩子加入地方的社區棒球隊剛滿一年，球隊每星期六下午練球，主要練球場地會在二重疏洪道內的球場，遇到大雨時則會調整至疏洪道內的國道橋下練球，或者另外找室內訓練場地，每次練球與比賽筆者也都會陪同在旁。一年下來，筆者在場邊曾經經歷過來自境外的嚴重空污，即使整個下午戴著口罩，但依然嚴重過敏鼻水流個不停。但比起少數幾次的寒流，在臺灣的室外環境中，越來越長的夏季以及逐步攀升的平均溫度，對參與者可能的熱傷害，才是更嚴重的衝擊。這一年中，筆者有數次看過幾個孩子中暑或感到不舒服，也有一些孩子沒帶來足夠的飲用水，需要另外想辦法補充，而位於高灘地的球場，自然不會有常設的飲水設施，這時只能仰賴家長另外去找水，或者等待不定時出現的小蜜蜂補給車。

拍攝：房思宏

雖然參與社區棒球的時間不長，但身為家長還是好奇：處於不同位置的參與者，如何理解並回應在社區球場所感受到的氣候衝擊？

2025年三至五月間，我們以線上問卷方式向球隊的關係網絡蒐集了意見。由於這並不是正式的研究，蒐集到的回應未必能反應廣大社區棒球運動參與者的真實樣貌；不過，依然可以讓我們初步掌握社區棒球參與者們的觀察與心聲。在蒐集到的31份回應中，絕大多數（30位）都位於雙北市，其中有24位是家長，4位球員2位教練以及1位球隊管理，回應者中接近六成（18位）是女性。

降雨（28位）與天氣炎熱（23位）是回應者認為可能影響比賽/訓練進行或導致身心不適的兩項主要氣候因素，而相較於降雨可能直接導致比賽/訓練延期，以及比賽時決策過慢導致影響行程之外，越來越炎熱的天氣帶來之影響也不可小覷。幾乎所有家長都嚴重關切小孩是否會因為炎熱天氣導致中暑、脫水、疲勞等，也都留意比賽或練球現場是否有適當休息時間與遮蔭空間，以及高溫下球隊或賽事主辦方是否有相應的調整措施，像是場地灑水、增加休息頻率、提醒球員喝水、或在練球階段調整身上穿著與穿戴裝備等。

在最常使用的高灘地河濱球場裡，多數家長普遍提及遮蔭蔭設施「不夠」、「只有帳棚」、「觀眾根本沒地方躲」，而受限於高灘地管理限制，飲用水多半只能自行準備，難有相應的基礎設施。在比賽或練球前，相關氣象資訊的取得，多半只能回到每一個個體層次處理，也缺乏足夠的行動指引，平日練球時還好，遇到比賽時球隊與家長會期待主辦方能有更清楚的決策，並做好更足夠的應對準備。

具體而言，日漸普及的社區棒球運動，參與者當中有不少已經感受到極端氣候的衝擊，但各種因應措施往往只能回到個體層次，難以在球場基礎設施、球隊集體行動、個人調適作為等面向再多做些什麼，除了社區層級外，棒球圈中一些傳統觀念，也持續影響著相應意識與行動的產出。在 2005 年六月青棒玉山盃的轉播中，播報員就一邊談到球員需要面對高溫炎熱多濕的競賽環境，但卻又一邊講著：「打棒球的孩子，不怕苦！不怕熱！」線上轉播聊天室中雖有人反駁球員個人可以自行適應高溫的論調，但這類意見仍是少數，氣候緊急狀態的種種衝擊，彷彿仍與一場場賽事以及各種樣態的參與者無關。

氣候緊急狀態下的持續升溫，除了對地球環境帶來諸多不可逆的影響外，也對人類生活的各個面向帶來嚴峻挑戰，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研究探討高溫對脆弱族群（高齡者、孩、心血管疾病患者等 ）、對不同活動型態（勞動、農業、運動）參與者的衝擊，並提出相應調適策略。具體而言，現在已有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這類工具，用以評估人體在高溫、高濕及有輻射熱環境下「整體熱壓力」的指標，臺灣的《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即採 WBGT 作為法定熱危害評估指標；日本環境省與相關運動指南的制訂，也常用 WBGT 將外在環境分級，並對運動強度提出建議。在學校情境中，也可導入WBGT 熱指數計，讓球隊、運動社團、體育課程得以據此調整訓練及課程時間與強度。此外，主要用於都市與空間規劃的生理等效溫度（PET），也可讓關注焦點轉移至球場環境與基礎設施，進一步讓不同位置的參與者共同思考訓練與比賽場地的遮蔭、降溫等議題。

除了導入這些與熱傷害、熱舒適度相關的指標，以及氣候服務的思維進入社區棒球外，更重要的，我們需要意識上的改變，認識到外在的氣候條件已經開始出現變化，而這些變化對球場環境、對個人身心狀況都會帶來衝擊，不能也無法等閒視之。而家長、球隊除了可以與各賽事主辦方協力，改善球場遮蔭、供水設施之外，也可以檢視自身調適策略，視天氣狀況調整訓練與比賽時間，以及球員的衣物裝備。此外，也可以進一步討論包括減少球場上的廢棄物，鼓勵自備水減少瓶裝水使用，鼓勵共乘進行賽事移動等措施。喜愛棒球、參與棒球運動的每個人，不管在什麼層級，也不論自身投入的是球員、教練、管理、家長、觀眾哪個角色，都必須認識到運動本身的發展可以更永續，參與者也能更健康地投入。不論在美國大聯盟或中華職棒，已經有更多結合永續與淨零的倡議，但這遠遠不夠，社區棒球隊或許不是鎂光燈的焦點，但廣大參與者能帶出的集體行動絕對足以讓人期待。

結語

從歷史的宏觀視角來看，將棒壘球活動排擠出城市核心，在當時是一種空間上的「避險」與「自然化」（保留綠地）；但時過境遷，現在從微觀的使用者視角來看，城市發展曾經的軌跡，也可能輾轉將環境風險轉嫁給了廣大的基層運動群體。

我們將最需要保護的學齡兒童，推向了承受氣候風險相對高的河灘地。在那裡，熱血的教練與家長們，用他們的熱情與汗水，修補著法規與基礎設施的缺憾。他們在沒有遮蔭的場邊搭起帳篷，在沒有水龍頭的荒地裡搬運礦泉水，在黃沙甚至泥濘中劃出壘線。

近年來社區棒球的蓬勃發展，證明了台灣民間社會強大的韌性與活力。但在這份韌性背後，我們不應忽視那日益逼近的環境極限。當我們在河濱為孩子的一次美技守備歡呼時，或許更該思考：在氣候緊急時代，我們的城市是否欠這些孩子一個更安全、更永續的運動空間？這不僅是體育發展的問題，更是關於城市空間正義與氣候調適的深刻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