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簡兆岑
(本文整理自小組研究成果，研究成員包括霍漢橋、宋曼如、簡兆岑、麻筱祺、紀佳妤)

一、永春街，一個比你想的更靠近，卻很少人真正走進去的地方

如果曾經沿著汀州路三段往水源市場的方向走，可能根本沒注意到，從汀州路三段穿越24巷要去古亭河濱公園的路上，那條僅容一人通過、用綠色油漆隨意刷成的「人行道」旁邊，藏著一整座聚落。永春街，緊貼著臺大水源校區與寶藏巖，卻幾乎從沒出現在任何人對這座城市的想像裡。

我們第一次真正認識永春街，是從一條被偷走的五公尺路寬開始。汀州路三段24巷的人行道，是民國90年馬英九前市長走訪永春街前「緊急刷上去」的——里長在2026年11月4日的訪談中如此形容。在那之前，里長曾申請改善，卻沒有獲得執行。這條臨時應急的人行道，二十多年後依然是聚落居民聯外唯一的步行空間：沒有實體人行道、也沒有高低落差阻隔車流與行人，僅靠油漆標示，電線桿杵在中間，輪椅必須稍微駛出車道才能通過，而與行車道之間，什麼都沒有，沒有護欄、沒有緣石，只剩一條看不見的、隨時可能被輾過的界線。

二、一座等了七十多年的聚落

永春街的非正式性，從1950年代就刻在這片土地上。國民政府遷臺後，大量政治與城鄉移民湧入，於原本的八號公園預定地上自力造屋，形成這座聚落。2004年，北市府將永春街與周邊嘉禾新村、學人新村、水源營區一併納入全市型防災公園計畫，居民最初也曾被告知，未來會被安置在興建於水源營區的住宅中；然而這個安置方案後續又經歷變更。直到臺北市政府2023年4月公告的《訂定臺北市中正區-12-三軍總醫院附近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才提出將永春街所處公園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的構想。

計畫書裡永春街共302筆門牌中，其中299筆依產權登記資料被歸類為「違占戶」，僅3筆屬合法建物或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對居民來說，這份文件帶來的，與其說是明確的拆遷時程，不如說是又一次安置方案的調整——即便他們此前已經經歷過無數次。「這裡民國七十一年就說要拆，結果到現在還是沒拆。」住在永春街43年的廟公這樣說。他太太補充，政府的都更消息聽過很多，卻沒有一個能確切證實的時間——「這裡的地權很破碎、地主很多，要溝通、協調都很複雜。」

這種「說要做卻一直沒做」的狀態，讓非正式聚落陷入一種特殊的懸置：因為法律上屬於違法占用，難以獲得任何資源挹注；因為隨時可能被拆，任何改善又顯得沒有意義。永春街的居民，於是在這個「將要改變、卻從未改變」的縫隙裡，一日日老去。

三、移動，是困難的，但移動才能讓日常如常

永春街幾乎沒有店家，居民要吃飯、買菜、看病，都得往外走。我們在田野中遇見的，是一群被高齡、身體限制與制度邊緣同時夾擊的移動者。

修車廠的老闆娘每天清晨會散步到客家文化園區乘涼，再騎單車去龍泉市場買菜，下雨就改成走路。靠撿回收維生的年長婦人，每週有三天要在凌晨兩點半到家門口等回收車，天亮後到河濱走走，等汀州路店家開門才能開始一天的工作——她說，比起汀州路三段24巷，她更願意繞遠路走思源街，「24巷的人行道太窄車速又快」。另一位拄著拐杖的長輩，清晨五點出門吃早餐，晚上倒垃圾得提早半小時出發，才趕得上停在路口的垃圾車。而外籍看護則每兩週要推著坐輪椅的長者，沿汀州路三段24巷走到台電大樓附近的診所復健，夏天熱了，就在嘉禾新村外的芒果樹下歇腳。

那棵芒果樹，後來成為我們調查中最諷刺的發現——依照《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對街道傢俱的定義（座椅、候車亭、照明燈具、垃圾桶、花台等），整段汀州路三段24巷，唯一稱得上街道傢俱的，只有樹下供人乘涼的座椅。除此之外，這條路上什麼都沒有：沒有飲水設施可以讓人解渴，沒有扶手可以讓人借力站起，靠近車道的一側，也沒有任何護欄能把行人和呼嘯而過的車流隔開。一棵樹，幾乎撐起了整段路唯一的喘息空間。

「走路就當運動」「走路健康」，許多受訪者這麼說。但也有居民提到，有時候會沒看到紅綠燈的號誌變化，「這附近的老人多半視力不好，騎車出去都會很危險」，鄰居就曾經因此被車撞。對永春街的居民來說，移動從來不是一個選項，而是不得不長期忍受的日常風險。

四、體制內的陳情，走到了盡頭

我們最初的做法，和大多數倡議者一樣：從體制內出發。我們進行了無障礙體檢，模擬輪椅與居家照護員的移動路徑，逐一記錄路段不平整、與道路銜接處高低差、人行道寬度不足等問題；也發放問卷，請居民就停車困擾、車速、行人庇護設施等項目排序，初步彙整成一份友善交通調查報告。

調查結果很清楚：橫向坡度與段差過大，容易造成輪椅偏移卡阻；人行道鋪面不平，推行時震動劇烈；人行道寬度不足，讓人車過於貼近，形成心理壓力；整段路徑也缺乏連續性，即使局部改善，也難以串成一條真正安全的動線。

但這些寫在表格裡的「項目」，真正讓我們理解其重量，是在我們親自坐上輪椅的那一刻。當視線從原本習慣的160公分陡降至100公分，熟悉的街道瞬間換了一副猙獰的臉孔——原本行人可以輕易跨過的一條柏油裂縫，在輪椅座墊上，變成了足以震散骨架的劇烈衝擊。這場具身民族誌式的實驗，讓我們第一次明白，「無障礙體檢」表格上一個個打勾的選項，對應的其實是身體真實承受的每一次顛簸。

而在訪談中，一位每週固定前往三軍總醫院洗腎的長輩，把這種體感描述得更加深刻。對他而言，單趟20到30分鐘的路程，是一場長期的風險對抗。陪同的居服員形容汀州路與24巷「車很快」，推輪椅不只是體力活，更是一場關於心理張力的拉鋸——輪椅上的長輩對突如其來的晃動與速度落差極其敏感，每一次轉彎或加速，都直接刻進脆弱的身體感受裡。那種「不由自主的緊繃」，是城市交通忽略的犧牲品：對多數人而言不過是短短一段路，對他而言卻是必須全神貫注、甚至可能引發洗腎後身體不適的風險地帶。我們原本計畫將這份報告投書市民信箱，也想嘗試投稿至不同的網路媒體。

但寫好的報告書，終究只是一份文件。永春街的居民已經被「說要做卻沒做」消磨了大半輩子，我們很清楚，光靠一份報告，很難真正撼動什麼。

五、用身體、貼紙和告示牌，撬開一道反思的裂縫

於是我們決定，把身體與日常街景，變成倡議的現場。

我們以「戰術都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為方法，在不破壞既有設施、不需要政府介入的前提下，用低成本的方式讓問題「被看見」。第一個策略，是手舉標語：行動者兩人一組，一人進行記錄、一人推行並高舉「走路不是冒險，人行道要安全」的標語，沿著汀州路三段24巷到永春街的常見路線行走，讓駕駛者與路人不得不在視線中正面看見這個身體。

第二個則是貼紙塗鴉。我們設計了紅框警示貼紙，張貼在電線桿、牆面等視線焦點，寫上「路極狹、車極快」「道路狹小，車速請小」，試圖用突兀的視覺插入，使機車與行人在日常的視覺秩序裡停下來辨識訊息。

這些行動很快讓我們發現，藝術介入有其脆弱的一面。貼紙會被撕掉，也容易受到日曬雨淋而脫落，我們的所有介入都缺乏正式授權，隨時可能被當作違規清除。更現實的問題是，我們在水源路24巷實地舉牌時才發現，當地的紅綠燈秒數極短——車行紅燈只有33秒，行人通行時間更只剩20秒。站在斑馬線上舉牌根本太危險，我們最後只能退到人行道與路邊安全處，持續向經過的人釋放訊號。我們也觀察到，行人比駕駛更容易停下腳步閱讀標語，但對動態車流的倡議宣傳效果，其實相當有限。

但這些介入確實打開了一些東西。我們記錄下路人的反應：有的人讚許、有的人冷漠走過、也有人善意勸阻或出言斥責。這些反應本身，成為我們衡量這條街道「對問題有多無感」的指標。藝術介入沒辦法直接帶來硬體改善，卻讓永春街居民的移動困境，第一次不再只是統計數字或政策文件裡的抽象描述，而是一個被路人親眼撞見、不得不正視的真實身體。

六、從街頭走進展場：讓「失蹤」的聚落被看見

倡議走到這裡，我們也意識到，街頭行動的能見度終究短暫。要讓更多人理解永春街，我們需要一個能讓人停留更久的空間——於是有了後來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舉辦的展覽，「299失蹤計畫」。

展覽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非正式聚落的過去與現在」——我們在主展場掛起一面可以伸手撕開的展板，上面拼貼著世界各地千奇百怪的「家」的樣子，先勾起觀展者對「家」的好奇，再慢慢把話題收回到永春街，從歷史脈絡、都市更新到聚落的基本調查，一層層帶出這座非正式聚落如何走到今天；第二部分「永春街聚落的議題與藝術介入成果」，第二部分，我們利用早前完成的永春街聚落議題指認，以較為平白易懂的文字與圖面呈現，讓觀展者容易理解永春街聚落與居民所要面對的各種議題；第三部分是「永春街『家』的想像」參與式設計，邀請觀眾摺一張色紙、剪一段拼貼，重新蓋一棟屬於自己想像中的永春街家屋。

光是站在展板前看，終究只是「觀看」。我們另外架設了一個互動式網站，搭起一套角色測驗——參與者選擇一個身分，網站就依測驗結果與展場位置，自動生成一條只屬於這個角色的探索路線，讓人不只是看，而是「成為」某個永春街居民，走一段他們的路。開幕首兩日，也就是截至6月1日凌晨，這個網站後台已經累積了3,661人次造訪，參與者也留下了34則圖片、影片與文字紀錄——數字背後，是一個個願意停下來、多看一眼永春街的人。

副展場就設在永春街本身，我們用帆布把聚落的地景故事掛上臺大水源校區旁的牆面。這道牆平日被居民停放的汽機車遮住，只有車輛駛離的白天才會「重見天日」，其他時間只能從旁邊偷看——這種若隱若現的狀態，恰好呼應了我們想說的事：這座聚落始終存在，卻長期在城市的主流敘事裡「失蹤」。

導覽過程中，我們認識了陳陳哥。他熱心地向我們介紹聚落裡的每一位住戶，還邀請大家走進他在水源路上的家。那間家屋，矮於一般房屋的高度，沒有樓梯，只有一截陡峭的木梯，沒有冷氣，只有一台電風扇撐過整個夏天。陳陳哥領我們參觀時說：「要生存阿不然怎麼辦？」也說：「那邊是東邊這邊是西邊，我要夕陽可以這樣照進來。」這些話，比任何一份調查報告，都更直接地說出了永春街居民如何在被遺忘的縫隙裡，認真地活著。

展覽開幕當天，我們邀來了臺北市議員郭昭巖，以及臺北市議員洪婉臻的助理，就永春街未來的都市更新與規劃方案進行交流。一條從街頭貼紙開始的微小擾動，終於走到了能夠跟更有力量的推動者進行對話與交流。

七、移動的不平等，不該是要被習慣的事

回頭看這一整年，我們從一份友善交通調查報告，走到街頭的身體行動，再走進展場的策展——這條路徑，某種程度上和過去許多街道倡議者走過的路很相似：體制內陳情的緩慢，逼出體制外的擾動，而擾動本身的脆弱與短暫，又逼著我們去尋找更能延續下去的形式。

但永春街的特殊之處在於，這裡的居民早已習慣「習慣就好」。年長的受訪者常常覺得現有的環境問題並不明顯，反倒是年輕一代更容易指出交通的危險與不便——這種世代之間風險感知的落差，提醒著我們，移動的不平等之所以長期被忽視，正是因為承受它的人，已經被迫把它內化成了日常的一部分。

永春街依然懸在都更的不確定裡，最快五到八年、最慢十三到十五年。我們無法預知這座聚落最終會走向什麼樣的未來，但我們希望，至少透過這一年的調查、街頭行動與展覽，曾經讓一些路過的人，願意在那道綠色的、僅容一人通過的人行道前，多停留一秒，想一想：這樣的路，如果是自己每天要走的路，會是什麼感覺。

那一秒的停留，或許就是讓永春街，從「失蹤」走回「被看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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