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玉華 Christine Lee

不只是媽媽而已──媽媽還能是什麼？

台灣的公共兒童遊戲空間，長期被忽視，沒預算、沒設計、更沒品質，白話就是：「你公園搞成這樣，要我怎麼養小孩」？不過，如果變成一個依據使用者需求設計建設的公共空間，參考親子真實使用經驗，硬體設施符合需求、親切友善的圖文告示，加上親子使用者進出帶來的流動，一塊塊原本只是靠官僚僵直思維和便宜行事產業鍊環環相扣去拼湊的城市肌理，就會被植埋進一顆顆兒童主體的遊戲種籽，就像在皮下針灸植入藥劑，藥效便在肌理擴散影響。

在這樣被柔化生根的城市脈絡當中，我們才能在眾力協同撐出的實質空間下，讓孩子長出適性主體的生命萌芽。

親子使用者本身、政府機關、民間機構、景觀建築、都市規劃、設計專業、親職研究、幼兒教育、社會學者、設備廠商、社區工作者等所有關係人，面對兒童公共遊戲空間重災區，需要攜手合作將「兒童主體需求促成自由遊戲」的硬體裝置設施，放入「全人多元特色促成適得其所」的共玩空間設計。以上這些，儼然形成特公盟的終極關注及核心論述──所謂以「親職教養術」為基底、「遊戲為路徑」的城市改造方法論。

媽媽，不只是媽媽而已了，一群由媽媽所領銜的親職照護者，成為兒童人權倡議運動的一分子。

親子使用者需要的是個被生活的城市

親職教養術和反造城市或城市共生有什麼關係？從使用者需求及經驗，來主導城市空間規劃設計的角度觀看，也許就比較能理解，為什麼我們這一群媽媽領銜的親職照護者，要帶著所有人一起看見「親子」這一個使用者族群，讓這群人「被常規化地成為城市設計不可或缺的一員」，讓城市可以真正涵融其使用者的生命。

德國都市地理學者海爾曼（Gerben Helleman）的研究，探討了「被規劃的城市（planned cities）」和「被生活的城市（lived cities）」中間的拉扯張力，他將桑內特（RichardSennett）新書《建與住：城市的倫理》中的對照表截出，討論專業者去規劃、設計和建造的城市，與使用者去經驗、實作和充滿的城市，兩者的型態是很不同的。

二○一八年，他曾為文摘要各家大師的看法，建議現代城市都應該是「開放式的城市（Open City）」，而每一個身在其中的一員都將能顯現自身「獨特的差異性」，與他者持續溝通協調，直到都市規劃者將所有可能的「城市形式（Urban Forms）」都實驗且實作過，使所有人在這樣的城市空間內都能過著簡單舒適的生活。

以下篇幅，就讓筆者用「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特公盟，PfC, Parks and Playgrounds for Children by Children）這三年多的故事，帶大家看看台灣版的「由上而下制式結構的城市治理願景」、「實務規劃設計」和「由下而上自發創意的使用者主體需求和經驗」之間，各種各樣的拉扯張力之下，每一位有著獨特差異性的成員，如何從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台南市、高雄市、花蓮市，甚至全台各地，結合成一股改造城市的力量。

誰組成「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特公盟，是一個結構鬆散但行事機動的團體，發起人林亞玫常自嘲大家是一組「雜牌軍」人馬，只要是公園改造範疇內任何該做的事，就會有自發自學的成員主動跳坑和補位將其完成。但是，這樣的一群人，是怎麼聚集，並在三年之內，促成台灣許多兒童公共遊戲空間的改變呢？

這就要從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這一天說起。當時，開始發起這個運動的成員，是一位經常帶著三歲多孩子參加共學活動，並到台北市幾個公園玩耍的全職媽媽，也就是發起者本人，她發現一處原住民公園的磨石子溜滑梯被拆除了，一開始感受到好像有點生氣，但還沒有那麼在意，或許對自己的衝擊，還沒有那麼直接。

沒有想到「今天這樣搞他家，明天就會拆我家」，後來工程圍欄框住的，變成是她家附近的青年公園，而拆掉的是孩子最愛玩的太空堡壘磨石子滑梯，和一座瑞典原裝進口的高塔滑梯，她發自內心憤怒想著：「政府為什麼不能聆聽真正使用者的聲音？我不要被動接受，我要主動地去爭取。」看著施工告示牌上寫著「為了創造更舒適的遊憩空間，懇請您給予支持。如果您有建議，請致電：台北市民當家熱線1999」，她拿起電話反映心聲，但那一天台北市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的回答，卻僅是：「依法行事。不符合國家標準CNS，為了小孩的安全，所以拆了。」

因此，她開設了「還我特色公園」臉書社團，從推動兒童人權的共學社群開始，一位又一位，積極加入來自全台各地、各行各業的成員，同時也發起網路串聯連署，收集到一共三千多名關注這個議題的簽具，「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於是儼然成形。

接著，這一群每天都會帶著孩子到公園活動的上百位媽媽、爸爸和孩子，因為社群網絡一呼百諾而聚集，有公關行銷背景並負責媒體和政策網絡的幾位成員，促成了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台北市政府前的陳情記者會，告訴媒體、群眾以及政府相關單位：「兒童的遊戲，是他們的生存權，他們有權利為自己的遊戲空間表達意見。眾人要求台北市政府停止拆除磨石子溜滑梯、不再裝設『罐頭遊具』，甚至要讓『整個城市都是孩子的遊戲場』，台北市才能成為真正的兒童友善城市。」

雖然有個響亮的名稱，「特公盟」卻仍以一個結構鬆散但行事機動的模式在運作。台北市政府自此開始，召開與公園及其附設兒童遊戲場相關會議，便會邀請這一群成員出席，以兒童代言人和親職身分，帶著自己和盟友的孩子，行使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兒童參與（表意）權」（Right to Participation）和第三十一條的「兒童遊戲權」（Right to Play）。

兒童遊戲權及兒童參與權倡議團體

「兒童參與表意權」是什麼？

從台灣有公園及其附設遊戲場的公共基礎建設以來，極少有使用者實質參與及表達意見的案例。兒童是國家基礎，包括各種不同身心能力狀態的兒童。對孩子來說，讓兒童現身表達意見和參與所有建置公共遊戲空間的過程，代表的是溝通和表達；結合思想和行動，則滿足了孩子成就感、靈感、動感和使命感。我們積極促成不同年齡參與表意的方式，如透過遊戲模式（如兒童遊戲工作坊）的需求觀察及意見萃取，同時給兒童被理解和主動反饋的機會，使其能表達對公共遊戲空間的感覺和意見。

那麼，兒童遊戲權又是什麼？

簡單來說，因為兒童是相對弱勢，兒童遊戲場就是要鞏固兒童的空間使用權利。這個社會對兒童往往是輕忽的，整個童年都在準備成長，為長成大人做準備，但事實上「玩」對兒童很重要，要好好長大就要玩得足夠。但公共遊戲空間能否讓孩子使用？一個空間能否符合孩子身心發展？特別是當兒童有各種不同能力、不同身心狀況？成人盪鞦韆十分鐘的玩，和小孩盪二—三小時的玩，差異甚大，對於成人，那稱作「休憩娛樂」，對於兒童，那名為「成長發展」。所以兒童遊戲權，實際上是名符其實「兒童生存成長」的權利。

記者會後，台北市的公園改革似乎開始動起來，而我們也不斷到全台各地分享一開始「爭取保留磨石子滑梯」的故事，希望議題繼續擴散到全國。但每到一個地方，就發現各地公園幾乎長得一樣，建築工程許可由毫無兒童身心發展及遊戲專業的廠商取得，甚至連景觀設計專業經常都沒有發揮的餘地。在極短工時和極少預算下，僅在公園劃定某處為兒童遊戲場空間，擺放品質堪慮、低齡缺挑戰且模組制式「罐頭遊具」，於是，我們的訴求增加了「拒絕罐頭遊具」這一個重點。

在英國，像台灣罐頭遊具這樣輕忽並便宜行事的組合，被稱為「肯德基」（KFC〔identical Kit, Fences & Carpet areas〕，指長得很類似的組合遊具、圍欄和地墊區域）。在美國，這組合則被叫作「麥當勞模式」（McDonald’s model），意指訴訟文化中因規避風險而移除「危險」遊戲設備，並以「安全」鋪面與遊具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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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複製貼上的嚴重情況，讓我們重新思考如何喚起孩子本身和他們的親職照顧者的關切。於是幾個每天都會和孩子拿繪本說故事的媽媽，開始了我們的「故事行銷」。支持特公盟理念的畢恆達老師所翻譯的《橘色奇蹟》，成為特公盟每次在活動攤位分享、擔任演說宣講時，必定會拿出來說給孩子和親職聽的故事之一。

從使用者到弄懂所有專業的公民使用者

當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制定的國家標準（CNS, 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中，有兩條涉及公共戶外兒童遊戲場的條目CNS 12642及CNS 12643，而台北市政府當年（二○一五）九月，執行公園兒童遊戲場場域設備普查和檢驗，發現全市公園內的磨石子溜滑梯都不符合國家標準CNS，會危害兒童的安全，因此主責單位公園路燈管理處開始進行地景化改善工程，意即：將不符合CNS的設施，修改成只能看不能玩的設施，無法改善的話則全面拆除，並以塑膠套裝遊具取代。

對於我們這一群素人，國家標準CNS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詞。為了不在任何會議上持續被公部門、設計師和廠商再用國家標準CNS的理由搪塞，聯盟中幼教專業和職能訓練背景的成員，開始負責擔任所有成員的專業培訓總舵，一邊找幼教學者研習兒童發展課程、一邊找景觀建築專家求教設計原理，一方面邀請業師講授CNS法規、另一方面則和特教領域教授請益不同能力兒童的需求差異。只為了讓第一線的特公盟成員，在面對公部門承辦、設計師、設備廠商及所有在地民眾時，不再只是一般的素人，而是備足知能、把所有關係者都橋接起來，以利達成最佳結果的專業使用者，在有話語權的位置上，繼續替所有兒童代言發聲。

特公盟在三年多的倡議日子裡，參與過無數無酬的大小會議與場勘討論，除台北市與中央部會層級的會議之外，都是由主責新北市事務的幾位成員在鎮日積極奔走、運籌帷幄。而積極投入成員眾多，背景包括社區規劃師訓練、行銷活動、設計文宣、繪本說故事專長、社運知青電影人，而原本就是景觀建築專業背景的部分成員，則在各種設計討論時，提供許多串接親子使用者和設計雙方思維的建議。許多成員在成為親職前，本來就是支持社會議題的「憤青」，爾後成為「憤媽」，例如一位法律背景成員和他的律師伴侶，負責解答團體中每一位素人對於法律的各種疑難雜症。

有的成員，則是在發起運動後才驚覺，原來台灣的公園和常到歐洲差旅看見的公共兒童遊戲空間相比之下天差地遠，感受到孩子被自己國家虧待，於是揪集一群語文專長或是翻譯專業背景的媽媽，把國外優質遊戲空間設計案例和兒童遊戲友善文化等論述，引介回台灣各類媒體平台，如《親子天下》、《眼底城事》、《獨立評論在天下》、《鳴人堂》，還有從科學角度分析的《PanSci泛科學》。

有的成員負責擔任每一場工作坊的孩子王，引導孩子玩各式各樣的遊戲，也有的成員去申請社團法人的立案，有人負責拿手的行政庶務和財管，有人在群募和圖文設計上焚膏繼晷，也有成員負責政策研擬、聯盟發言，甚至有成員親身走訪紐澳美加歐洲各地、串連國際友盟，就是希望讓台灣親職和關注人士，能看到不同國家對孩子遊戲的重視和多元豐富的遊戲空間形式（包括：商業量產式、幼齡專屬、資源再利用、自然系、挑戰式、樹冠層、共融性、水遊戲、鬆散素材遊戲、冒險遊戲、野性遊戲、創客遊戲、街道遊戲或是復育台灣的童年如「黏巴達」等）。

讓全世界的遊戲倡議網絡來當智庫

驚悚的是，當我們越是帶著大家一起看到不同國家對孩子遊戲的重視，越是驚覺台灣對於兒童與親職的忽視。少子化的現象，加上敬陪末座的新生兒出生率，並沒有讓政府因此在公共、非營利等多元托育或基設政策上茅塞頓開，也沒有因而把兒童遊戲政策當作是可以從城市層級拉抬至國家層級的一劑維生素。

兒童權利公約在國內的施行仍然只是表面文章，公共遊戲空間法令及管理辦法過時無效，教育部、衛福部和內政部對於兒童遊戲的責管，仍維持「民不動、我不動」。當芬蘭把「社區育樂公園（Leikki-puisto）」作為公共托育一環的消息傳來，特公盟更堅信將「遊戲空間當作親職教養術」，會是台灣親職能夠自助自救的方法之一。當國家沒有把「養孩子」這一件事當做份內之事，特公盟的成員就要把「大家的孩子大家一起養」這一件事，當作是「全世界的專家都可以幫台灣親職」的一件事。

二○一六年，在一場民間研討會上遇見蓋出「共融同玩：瑪格麗特．梅喜家庭遊戲場」的景觀設計總顧問漢米爾頓（Catherine Hamilton），他的作品透過孩子的歡笑，在紐西蘭基督城震災後，把人民對這一座城市的信心給找回來，讓城市因而復甦。特公盟成員便向他討教怎麼設計出這麼成功的遊戲場？他的回答言猶在耳：「孩子才是公園的主體，要傾聽孩子的聲音。」

而要怎麼傾聽孩子？當我們得知日本著名社區設計師山崎亮將到訪台灣，我們便追到機場向他本人求教。他提點了我們「遊戲孩子王（Play Leader）」以及「地方創生」這兩個核心概念。接下來兩年，曾前前後後給我們倡議兼實踐充沛靈感的，還包括美國的共融遊戲空間學者、澳洲的自然遊戲空間設計師、荷蘭的景觀建築講師、德國的冒險遊戲機構Kolle37、日本的遊戲倡議團體Tokyo Play、新加坡的兒童福祉團體Chapter Zero、英國的Arup城市規劃顧問、兒童權利學者、遊戲政策制定作者以及英國街道遊戲Playing Out發起人。最後這位發起人還因為我們的積極串聯而接受訪問，登上美國CityLab專題和英國BBC廣播節目。

二○一六年，幾位核心成員和「眼底城事」規劃專業人士，在等待政府部門緩慢改革、廠商和設計師在各個公園遊戲設計案練習同時，抱著「自己的公園自己蓋」的信念，申請了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獲得獎助金，在同安街一處公園嘗試執行一年專案，帶著自己孩子，在地參與及空間手作，最後獲得了一個珍稀觀點：孩子的遊戲，不一定要從遊具產生，他們可以透過與空間產生關係，來發明玩的方法。所以，同安街這個公園，反而有在地意見表示：「不要溜滑梯或沙坑，我們要社交性的遊戲空間」。

在二○一七和二○一八這兩年之中，特公盟獲台北市公園路燈處支持，和設計公司一起實驗「以兒童為主體」的中央藝文遊戲工作坊和青年公園挑戰遊戲工作坊，希望兒童遊戲及兒童參與的倡議，不是淪為標語口號，而是在遊戲過程中將「遊戲孩子王」這個國外執行多年的概念，實際演練並將所需特質、需注意的細節以及工作項目清楚紀錄下來，看見孩子遊戲的本質是什麼，瞭解兒童如何遊戲，並透過觀察兒童自由遊戲的行為換位思考、同理、紀錄並轉譯，運用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最後萃取出需求來履踐實作，替未來越來越多的兒童參與式工作坊，給出示範案例以資參照。

「賦權」兒童則是另一個重點，因為孩子未來終究會長大，會從小公民變大公民，會去關心自己生長的土地，這一個細微深植在孩子心房的種籽，才是兒童參與工作坊的長遠目標，培養小小公民，覺知對自己生活環境的權利，未來變成自由自在表達自己意見的大大公民。

本文摘自《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經左岸文化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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