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開放空間做為社會性基礎設施的都市縫合術

文：莊詠竹

　　今年五月，疫情在台灣的大爆發，「別出門」、「待在家裡」是整體台灣社會的共識。社會氛圍與政府政策，都傾向禁止人的移動，並同步封鎖所有非必要的公共空間（Public Space），建構封鎖線包圍公園與公共設施的獨特疫情地景（Pandemic Landscape）：

70歲的美枝想要去公園走走與吹風，於是她戴上口罩出門。但是當她走到社區公園時，卻發現公園中的涼亭被「施工危險　請勿靠近」的黃布條團團包圍。沒有地方可以讓她暫時坐著休息，所以他不敢走太遠，只好繞了一圈公園後轉身回家。
65歲淑月需要前往醫院做例行健康，公車因為疫情一個小時才來一輛。不小心錯過公車的她，只能在大太陽底下繼續等公車。但是公車站牌的候車亭已經有人坐在裡面，她必須要站在遠離那個人的地方才安全。後來實在是受不了，她決定改天再去看醫生。
20歲的小安想要去家裡旁邊的公園運動，她卻發現公園裡的籃球場籃框都被拆掉了，只好帶著籃球走回家。
想要去買水果的建豪走在人行道與騎樓之中，但是因為沿途都是人，緊張又擔心被感染的他，只好走到車道上來避免壅擠的人潮。

在防疫為名的社會隔離下，公共空間的「公共性」被簡化成為最低限度的「必須性」，只剩下雜貨店、市場、公司、醫院等等民生必需場所，其餘的場所都被暫時封閉。身為全球疫情平行時空的模範生，台灣選擇「封鎖可能的傳染源、封鎖可能接觸的機會」，也就是「清零防疫」，政策手段是停止人群的接觸與交流來，但是政策也帶來一些問題。

但在疫情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國外，長期的社會隔離已被證實嚴重侵蝕日常生活，重新開放公共空間勢在必行。符合防疫需求的「公共空間」如何重建，成為都市治理者的課題之一。我們一起來看他們怎麼回應疫情封鎖下的公共空間需求。

紐約的開放街道實驗：顯現開放空間擴大後的全新可能

　　紐約市長Bill de Blasio指出疫情社會中，擁擠街道是造成人群無法安全使用公共空間的主要原因。城市中提供給行人與自行車的空間過於稀少，大多數的空間都提供給汽車使用。

在2020年五月提出Open Streets的計畫，擴大行人和自行車的人能夠使用的道路面積，將紐約市中超過 1.5 英里的街道交由商業改善區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BID) 與地方社區組織共同管理，實施街道開放計畫，為紐約市的行人提供更大的社交距離。

被管制的街道不允許汽車直接通行，僅有必要的城市服務、大眾運輸工具和緊急事故才能通行，並且被警告要非常小心以每小時 5 英里的速度前進。在疫情影響下，人們看見開放空間有多麼不足，也凸顯社會應該要更公平的分配街道空間。我們需要更多的空間來保持社交距離，同時也能減輕公園與特定空間的壓力。

紐約開放街道的戶外用餐區。圖片：Byron Smith/Getty Images

　　大多數開放街道的措施是在在上午8點到晚上8點之間執行，除了提供行人步行空間，也允許餐廳申請使用人行道與車道作為戶外座位。這樣的措施鼓勵人們走出家門去享受陽光，行人也擁有了比以往更加空曠的空間來享受戶外生活。所有人受疫情所迫必須進入室內，但是最終需要重回街道來呼吸新鮮空氣、活動身體、吃飯與放鬆。紐約市政府允許將近11000家的餐廳蔓延到人行道與車道上，並且讓零售商店可以擴展到門口以外的地方。

　布魯克林的范德比大道（Vanderbilt Avenue）從周六早上開始，會有社區居民將藍色的路障移到道路中間，擋住緊急車輛以外的所有車輛。人們紛紛把家中的板凳與椅子移到大街上，也有些人連桌子都搬了出來。因為人群的蔓延，現有的自行車道需要進行改變，以區隔行人與自行車，避免與行人擦撞發生事故。最重要的是，當地人認為在未來的街道使用上，希望能夠擁有更多的話語權與決策權，並且希望能夠永久保留這樣的空間使用模式。

　對紐約的居民來說，在街道上聊天、散步、捉迷藏或打籃球，是非常美好的經驗，也顯現公共空間擴大後的全新可能。不是每個人的住家都能提供足夠的空間以供休閒娛樂與玩耍，特別針對居住於紐約的弱勢居民，像是移民、拉丁裔、黑人和亞裔社區，提供能夠仰賴的安全戶外空間。

華盛頓：要回街道開放空間的游擊戰術

　　社區韌性(community resilience)正是在這樣的時候被培養與強化。COVID-19成為意想不到的轉機—他讓我們能夠重新思考與創造公共空間。華盛頓的一個游擊戰術主義組織，加入尋找公共空間的行列，作為行動者自行拓展，企圖克服因為疫情而起的人群孤立與空間不足。很少有城市的人行道足夠寬敞，可以讓人並排行走或是經過彼此時，都能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DC轉型部（DC Department of Transformation）在城市的道路中試圖製作出應對Covid-19的保護人行道，拿起交通錐擋住部分路面，或是用粉筆在地面劃出界線上不讓汽車通行。居民們彼此串聯，大量使用#WidenDCSidewalks標籤貼文，促使地方政府官員重視居民需求，並將政策規定的時速降低到每小時20英里。甚至有些人直接寄信給周邊鄰居，邀請他們一同思考要不要將家中附近的街道封起來。

　　這些行動使得居民更願意回到街上，擁有安全的身體距離，也不再需要忍受汽車呼嘯而過帶來的不安。社區居民主動採取行動，拓寬人行空間，關於必要車輛須要通過時，也能即時做出反應。威力斯通社區（Wylie St NE）的居民在獸醫和送貨員要求通過時，讓路上的行人與孩子退到一側，駕駛員則小心翼翼地開車通過。

縫合疫情：公共空間做為社會性基礎設施的概念意義

　　紐約與華盛頓充分展現，公共空間作為社會性基礎設施建立起社區互助網絡的過程。走上街道、步出戶外的同時，也走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甚至，居民們參與至公共空間的行動，也打破了有色人種與階級間的隔閡，透過簡單的參與活動吸引所有人共同投入，這其作為社會性基礎設施的重要效果。開放、空氣流通的戶外公共空間成為疫情下最好的社會性基礎設施。美國正試圖用公共空間，強化我們正在被逐漸剝奪的社區韌性。

　　正如社會學家Eric Klingenberg在《沒有人是一座孤島：運用「社會性基礎設施」扭轉公民社會的失溫與淡漠》書中所言，社會性基礎設施對於活絡人的連結與建立韌性至關重要，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社會性基礎設施的設置有助於讓我們對他人保持關心，並且共同度過難關。如果我們只看見照顧好自己、保護好家人，社會瓦解的程度將比病毒更加致命。受災最嚴重的社區，往往是那些缺乏社會性基礎設施的地方。社區裡面充滿沒有人使用的破敗人行道、骯髒的公園和封閉的教堂，缺乏公共聚會場所，因此居民習慣自我隔離。

　　當災難襲來時，有些社區擁有許多完善的社會性基礎設施，維護良好的公園、活絡的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間。這些空間鼓勵居民進行日常社交與外出，人們因此對彼此更加熟悉，面臨疫情時，任何生病或有困難的的人，都可能會被注意並得到幫助。隨著冠狀病毒的傳播，與中產階級社區或是具有社會性基礎設施的社區相比，社會基礎設施搖搖欲墜的地方，更可能會被病毒摧毀。疫情下，我們更應以公共空間為媒介來建立社會性基礎設施。

　　長期關心公共空間議題的騎士基金會（Knight Foundation）研究疫情前後美國公共空間的營運狀況後，也指出社區主導的公共空間在Covid-19期間更具彈性與活力，能夠快速的回應人群需求、吸引人群，甚至能照顧到社區中弱勢團體。報告中的費城櫻桃街碼頭（Cherry Street Pier），比起疫情前的訪客量增加了300%。該碼頭之所以會有這樣大量的人口湧入，是因為利用其空間特性。提供當地的藝術家持續創作的空間、還有瀕臨關閉的當地企業擺攤場所。透過靈活的設計，開發出公共空間在地方上可持續運營的模式，以及適應在疫情下不斷變化的外在條件。

疫情前後櫻桃街碼頭的每日訪客量／圖：Knight Foundation(2021：17)

發起一場社會性基礎設施的公民革命

　　台灣在今年五月爆發社區感染後，原先做為社會性基礎設施的博物館、社區活中心、圖書館、咖啡廳、電影院、游泳池等公共設施被迫關閉。外出的不安全感持續壟罩，無法避免面對人群密度的恐懼，尤其是搭乘捷運、火車、公車等大眾運輸工具。疫情下極度追求更安全、更私密的環境，使人們遠離社會環境。

　台灣經歷過SARS後有，透過《傳染病防治法》建立制度，使得三級警戒下展現台灣社會的適應能力。但是我們仍然缺乏足夠的應對能力，急需利用公共空間做為社會性基礎設施，提升於社區韌性面對疫情帶來的災難。

　　疫情下台灣公共空間的問題在於，所有選擇與政策都非常斬釘截鐵、毫無縫隙與空間。疫情一旦稍微發酵，全面性禁止公園、學校、籃球場等空間的開放，看似有助抑制疾病傳播，實則忽略公共空間與社會性基礎設施的重要性，也忽略了開放與不開放之中的可能性。政府能夠使用布條封閉公園、將籃球框拆掉禁止打籃球，卻無法阻止人民對於公共空間的需求。提供公共空間做為社會性基礎設施，有助於強化疫情下的社會韌性。疫情趨緩下，公共空間鑲嵌在社會中的位置、可能性，值得都市規劃者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