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燕興

序　「你有沒有讀過？」

二〇一四年底，選舉剛結束不久的一個晚上，我被找去和一群人見面。那是新任市長還沒上任，就先請來的一群市政顧問—空間規劃、交通運輸、都市設計，台灣這幾個領域裡分量很重的前輩，幾乎都在。名義上是聊聊，其實大家心裡都明白：是來看看這個即將接下基隆市都市發展處的人，到底有幾兩重。

喻肇青老師坐在其中。他看到我，第一句話不是問我的經歷，也不是問我的意見，而是問：「《港都山城是我家》，你有沒有讀過？」

我說學生時代讀過。老師笑了一下：「你要當都發處的處長，就應該再好好讀一次。」

我是基隆人，卻是在那個晚上之後，才更真實認識基隆。我把這本一九八五年由喻老師主持的規劃報告找出來，從頭到尾重讀一遍。讀完我很震驚：基隆的都市紋理該怎麼守、未來該往哪裡發展、人行空間怎麼串、以人為本的城市長什麼樣子—三十年前，這本報告都已經講好了。更難得的是，它以基隆自己為主體去發問，而且把市民參與做到了很高的境界。

可是，它從來沒有進入都市計畫書。

這篇文章，寫的是我在老師身邊那幾年學到的事；也是我一直放在心裡的一個問題：為什麼對的事，總是寫不進計畫書？

一、在場邊遇見老師

我第一次看見喻老師，是學生時代一次去澎湖的機會。老師那時在做澎湖中央街的保存。我記得的不是他講了什麼大道理，而是他的樣子：很溫柔地帶著學生，教他們怎麼調查、怎麼和老街上的人說話，然後想辦法讓社區和縣政府坐下來，一起做事。那個畫面，對一個還在念書的學生影響很深—原來規劃不一定是在辦公室裡畫圖，也可以是蹲在街上，陪一條街慢慢想清楚，自己要變成什麼樣子。

後來在不同的社區營造場合，我陸續聽老師談他的工作。二〇〇三年，他帶中原的學生到馬祖參加「一鄉一新房」，在牛角、鐵板這些聚落裡，和居民一起想：新房子要怎麼蓋，才像馬祖。那些年，我偶然機會一直是在場邊看著的那個人。

真正和老師的工作「撞在一起」，是我進了台北市政府之後。那時都市更新處還沒成立，都市更新只是都市發展局裡的一個科，負責大稻埕的都市計畫和迪化街的工作室。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的丘如華老師和夥伴們來協助我們，我也因此走上了永樂市場的樓上。那裡放著一座大模型，整條迪化街的街屋、騎樓、巷弄和屋頂，一格一格排在桌上。聽說，那是喻老師帶著學生做出來的。我站在模型前面看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覺得，一座模型可以比一百頁報告更會說話。

也是在那段時間，我讀到老師團隊早年做的《大稻埕特定專用區初步發展構想及都市設計之研究》。在我看來，這是台灣都市設計史上非常重要、卻被低估的一份文件。那個年代大家講保存，講的多半是「不能動的保存」：把老房子圍起來，凍結在某一個年代。老師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一方面重視大稻埕的歷史脈絡與建築特色，一方面認真去想：住在這裡的人，要怎麼在現代生活裡繼續住下去、繼續做生意。保存不是為了留住過去，而是為了讓生活繼續。這種想法在當時太進步了。也許正因為太進步，大稻埕後來的都市計畫並沒有沿著這個脈絡走下去。這份研究真正是從生活出發的都市設計，卻沒有被放進大稻埕的都市計畫內容裡。我在很多場演講裡一再提到它，也一直覺得可惜，很希望大家有機會去翻翻這本書。

後來我轉到都市發展局的綜合規劃科，負責社區營造和社區規劃師制度。那時局裡正如火如荼地做「台北三市街」的規劃:「艋舺、大稻埕、城內」，台北最老的三塊城區。這份願景放在都市保存的脈絡下，影響很大，後來許多活動都從這裡長出來；但同樣地，它也沒有寫進都市計畫。都市更新處成立後，我把社區營造的工作帶到更新處，試著在三市街的願景之下推「萬華心願景」，把都市保存的觀念放進都市更新。過去的都市更新，多數人在意的只是房子重建，忘了城市生活對人的重要。

更新處很幸運地迎來林崇傑處長。在我所知道的公部門技術官僚裡，他是把都市設計理念體會得最深、也做得最大的人之一。他找來喻老師與歷史資源經理學會，一起為台北的鐵道沿線做倡議。二〇一二年，老師寫下「以文化資產活化作為都市設計與再生策略」，主張以產業遺產廊帶為架構，讓鐵道沿線成為一條「市民大道」。我在這個過程裡，更認識了老師。三市街是台北城市化的都市保存，台北鐵道沿線計畫則是台北工業化與首都化的都市保存。

那些年我在場邊看到的老師，可以歸納成幾句話：保存，是為了讓生活繼續；都市設計，是歷史與現代生活之間的接口；參與要溫柔，而且要先動手，動手從一起做圖做模型，讓身體浸潤在空間內。

老師曾這樣描述他心目中的城市：

一個美好的都市，除了要能滿足都市生活基本的機能要求之外，還要能使居民在心理上，透過私密的個人生活肯定自己的價值，同時也期望藉著公共的生活，體驗和表達居民對都市的認同感。

但我也在場邊看到另一件事：迪化街的研究、三市街的願景，這些對的東西，都沒有寫進都市計畫書。當時的我還沒想得那麼深，只是納悶：為什麼重視這些計畫的，總是都市設計、社區營造這一路的關係人，負責都市計畫的單位卻不太在意？後來我才懂，這不是誰不用心，而是制度的問題。這是後話。

二、一本舊報告，兩個半邊

二〇一四年底，我回到基隆擔任都市發展處處長。一到任才知道，林右昌市長在選上之前，就已經集合了一群空間規劃、運輸規劃、都市設計與景觀的重要人物當顧問(卻沒有都市計畫與地政背景的人參與)，喻老師是其中之一。市長自己也是空間專業出身，對老師一直非常敬佩，這也是老師那天晚上會坐在那裡的原因。

重讀《港都山城是我家》之後，我把它看成兩個半邊。

一半是基礎設施：港口和城市怎麼重新接起來，山和海怎麼串，人怎麼走。這一半比較好辦，工程有部門、有預算、有程序。我們從這裡啟動，後來市府把它整合成「市港再生標竿計畫」，火車站前的國門廣場、東岸與西岸的發展，都從這裡開始。

另一半是都市保存。這一半難得多，它沒有現成的部門，沒有現成的預算，也不在任何人的業務清單上。但它是我心心念念、一定要啟動的。

三、「你只要發便當就來」

機會來得很突然。剛上任沒多久，我去大沙灣看現場。大沙灣是基隆港東岸的老地方，清法戰爭、日治要塞、戰後軍事管制，一層一層的歷史疊在這片海灣上。我看到幾棟已經指定的歷史建築——包括基隆要塞司令部的校官眷舍——屋頂塌了，牆倒了，樹從屋子裡長出來。

我回到辦公室，心裡非常難過，就打電話給喻老師，跟他說我看到的東西。老師聽完，只說了一句話：「那我們來辦個工作坊。」

我那時剛上任，處裡的狀況都還沒完全掌握，第一個反應是：「老師，我沒有預算，怎麼辦？」

老師說：「你只要發便當就來。」

於是我們辦了第一場大沙灣的工作坊。找了在地很有行動力的文史工作者，都發處也主動去邀文化局的同仁一起來。大家從大沙灣一路走、一路聽，聽這片海灣的故事。談大沙灣，一定會碰到整個要塞與堡壘的系統，基隆不只是一個港，它是一整座設防的城市。這件事也啟發了我：要保存的不是一棟兩棟房子，而是一整套地景。老師找來他的學生，把大家走過、聽過、想過的東西做成模型。二〇一五年的二沙灣及旭丘地區願景工作坊、二〇一六年在西岸白米甕和仙洞的兩場，就這樣一場一場接了下去。

那座模型，後來成了一個大計畫的起頭。我把工作坊的成果自己寫成報告、做成簡報，找機會向一位當時還在立法院、後來主掌文化部的立法委員報告，它也慢慢成為「再造歷史現場」這項政策的起點之一。二〇一七年，「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獲選為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的示範計畫，總經費約八億兩千多萬元，是全台第一個由文化部門主導的都市再造計畫。都發處在這個計畫裡，同步做了大沙灣、正濱漁港周邊與西岸白米甕一帶，以都市保存為素養的都市設計。

很多人問：這是文化部與文化局的事嗎？為什麼都發處要在裡面做都市保存？我的答案是：文化資產在空間上的事，本來就不能只放在文化系統，它屬於空間治理。而這一切的開頭，只是一通電話，和一句「你只要發便當就來」。

四、租來的辦公室，與一座大模型

還有一件事一定要記下來。市長一上任，就在市府外面租了一個空間。我們固定在那裡討論基隆的基礎設施和地區環境該怎麼改善：火車站一帶，也就是今天國門廣場附近，還有東岸、西岸的發展。

喻老師覺得，這些事要用模型來討論。於是那間辦公室裡，慢慢長出了一座大模型。有一陣子，我們甚至想把日治時期那座美麗的基隆火車站複刻回來，找了一大堆歷史資料，先把它做成模型。

那幾年，我的日常是這樣的：白天在處裡開會、批公文，下班六、七點，就走到另一間辦公室，跟老師、老師的學生，還有幾個淡江建築系剛畢業的年輕人，一起做模型，一起討論怎麼讓基隆以都市保存為內涵重新活過來。老師一有空就來，沒有支薪。他搭著國道客運到基隆，在那間租來的辦公室裡吃便當，陪我們一塊一塊地推。

今天大家在基隆看到的很多東西，都是在那段時間、在那座模型上慢慢成形的：威海營區的搬遷、基隆捷運與基隆轉運站的構想、國門廣場、西二西三倉庫的保存、西四西六碼頭的未來，中正公園的整體改善與山腳下的社區改造、那座讓人一路爬上山的基隆豎梯，還有西岸太平山城的整體規劃。老師也一直在旁邊提醒：這一塊不要忘了歷史，那一條路要讓人走得舒服。

如果說基隆這幾年有一場蛻變，那麼在背後，是《港都山城是我家》打下的地基，是喻老師用一座又一座的大模型，陪我們把三十年前的願景重新整理出來。老師的功勞，是不可抹滅的。

那個年代的基隆，規劃預算幾乎是零；要議會同意編一筆「規劃」的預算，更是難上加難。我們幾乎沒花什麼錢，花的是下班時間，是禮拜六、禮拜天，還有老師的陪伴。

五、沒有來的總顧問

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計畫正式啟動時，我很想請喻老師來擔任總顧問。由他來帶，再合適不過。但是老師沒有來。

我後來才知道，老師那時已經生病了。他的身體其實早就很衰弱，而在他搭著客運、在租來的辦公室裡吃便當陪我們做模型的那些日子，我一點都不知道。這件事，我到今天都覺得非常愧疚與自責。

二〇二〇年七月，老師離開了。

二〇二二年，基隆辦了一場城市博覽會，把整座城市當成展場。我們在城際轉運站裡設了一座城市願景館。願景館的第一個展區，我堅持要放《港都山城是我家》這本報告，還有老師說過的話。有人問我，為什麼開場是一本三十多年前的舊報告？我的回答很簡單：歷史要被記住。基隆今天走的路，是有人在三十多年前，就替這座城市想好了。

六、熱情留不住的東西

寫到這裡，我必須誠實地說出一件在老師身邊體悟到、卻也最難說出口的事。

迪化街的都市設計研究、台北三市街的願景、《港都山城是我家》，三份對的願景，三次都沒有寫進都市計畫書。這不是巧合，而是一個模式。

學者常常比較不會想到，政府要持續做一件事，靠的是法律和制度；而官員一時的理想和熱情，也一樣無法持續。人會調職、會退休、會生病；熱情會累，便當會吃完。如果一個好的想法只存在於某幾個人的腦袋和下班時間裡，那個人一離開，事情就停了。

我在基隆試著做的，就是把熱情變成制度。我想藉《基隆市景觀自治條例》做制度上的調整；也把港區的細部計畫，以都市設計、都市保存、歷史保存為內涵，做出一套基礎的細部計畫，作為未來細部計畫的指引。二〇一六年先辦東岸的共創工作坊，二〇一七年把共識寫成東岸的都市設計準則，再透過「基隆設計與建築者之家」的座談與策展和社會溝通，最後要把這些放進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離開基隆市政府時，都市計畫草案已經完成，可惜人事更替之後沒有延續下去，城市又回到傳統、以重建為主的都市更新思維。這正好證明了我想說的事：沒有制度接住，再好的個案，都是沙上的城堡。

我也知道，制度要有人懂才能運作，所以必須慢慢地教育、訓練，陪同仁一起成長。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辦了一系列都市設計講堂和工作坊，和《眼底城事》、《台灣建築》等合作，把講座整理成文章公開。我刻意把中生代、新生代的學者找進來。說實話，很多年輕學者也沒有受過這樣的訓練，同時也將首都圈台北、新北、桃園、宜蘭的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技術官員找來一起上課。因為我知道，如果大家不知道要怎麼做，連想像都沒有，就不可能改革

但那個過程仍然非常辛苦。在老師身邊，我慢慢體悟到一句話：制度要改革，需要制度的濃度；而制度濃度的前提，是要有制度的基因。台灣，一直沒有這個基因。

這個「沒有基因」，具體是什麼？我想有三件事。

第一，台灣的都市設計，不在都市計畫的體系裡。社區營造、都市保存，在台灣的專業分工裡多半被放進都市設計這一係絡；可是都市設計本身沒有母法，只能在審議裡處理建築外面的細節。對照日本，戰後一方面有各地的社區營造條例，一方面在一九八〇年修了都市計畫法、創設「地區計畫」，讓社區對一條街的想像，可以變成有法律效力的規則。這一層，台灣始終沒有。

第二，專業各管一段，彼此很少對話。都市計畫主要由都市計畫系和部分地政系的人在做，掌握最關鍵的土地使用管制條文；都市設計則交給建築系。兩邊不太對話，也不太合作。偏偏決定一條街長什麼樣子的土管條文，是由一群沒有被訓練過「身體感」的人在寫，沒有身體感，就很難把都市保存放進核心素養。而喻肇青老師就是把身體感帶回城市與鄉村的智者。

第三，文化資產被關在文化系統裡。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的經驗告訴我，文化資產在空間上的工作，嚴格來說應該放進空間治理系統；沒有都市計畫與各種空間治理工具，很多事是做不來的。很多人有理念，卻缺乏訓練，就好像只在場邊看棒球，不見得會打棒球。

七、接著老師的話往下走

離開基隆之後，我到了內政部營建署，也就是今天的國土管理署，受老師感召一直在推動這樣的理念。回頭看，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想接著老師的話往下走。

第一，把都市設計與都市保存寫回細部計畫。讓地區計畫在台灣制度化，讓社區對一條街的想像，可以成為有約束力的規則，而不是一份放在書架上的報告。

第二，讓學界坐到同一張桌子。都市計畫、地政、建築、景觀，要一起養成有身體感的專業者。所以我在台大開課，也努力把這些觀念寫成教科書，希望下一代的規劃者在學校裡就知道：土地使用管制的每一條條文，最後都會落在某個人每天走過的那條路上。

第三，讓人民知道都市計畫和自己有關。都市計畫為什麼離開了我們的生活與身體？這需要研究、走讀與史料的整理，他需要一個機構持續的推動。二〇二五年，我們成立了中華民國規劃史學會，就是想做這件事。

第四，在制度化之前，先把人整合起來。我參加了陳亮全老師和他學生們的讀書會，我們叫它「陳亮全勉強會」，陳老師是最早把地區環境改善與地區計畫帶進台灣、也理解得最深的人。那時，喻老師已經走了。在一次又一次的討論裡，我們成立了「地域規劃研究會」，就是要把喻老師和陳老師幾十年來想完成的事制度化。而要制度化，就必須倡議，必須改變專業者的態度。這些工作，都是我想繼續完成的，喻肇青老師的遺願。

結語　把便當變成制度

現在回想起來，「你只要發便當就來」這句話，大概是那個年代台灣專業者最美的樣子：不計較，不等預算，先動手再說。基隆能有今天，靠的就是這樣一群人的下班時間和週末。

但我也越來越確定，下一代不應該再只靠便當、靠下班時間、靠一位老師日漸衰弱的身體。我們這一代要做的，是把老師的熱情，轉譯成不必靠熱情也能延續的制度，讓一份好的願景，第一次就能寫進都市計畫書，而不必等上三十年，等另一個人在某個晚上被問一句：「你有沒有讀過？」

如果你也在某座城市裡，正為一條街、一片海灣、一棟快倒的老房子難過，我想把老師那句話轉送給你：那我們來辦個工作坊吧。便當我來發；而這一次，我們一起把它寫進制度裡。

【專題】
紀念喻肇青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