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盛宇、P. Lu

Q1：可以和我們說說荷蘭人的水文化和用水來防禦的故事嗎？

荷蘭自古以來就是在沼澤地、低漥地過生活，他們必須先從這樣的地方生出土地來居住、耕種、畜牧，所以會把或高或低的土地整理，把這些土挖出來墊高到他們要居住的城市、農業、畜牧用地，剩下的挖出來可以把它變成是河道，跟天然的水系結合在一起，這就是荷蘭的「自然」。中世紀後期，我們可以開始看到荷蘭人如何透過水來抵抗外敵。在那個時候（現在也是一樣），儘管船隻可以圍城攻城還是需要陸軍、火砲、挖壕溝。荷蘭人就利用水來進行防禦，必要的時候就把水放出去，這些圍繞的城市的運河系統，平常以運輸為主要機能，需要防禦的時候，就可以利用複雜的運河系統把城市周邊淹沒，易守難攻，把敵人推進圍城的可能變成不可能。

以1629年的斯海爾托亨博斯（’s-Hertogenbosch）戰役為例（圖1），圖中淺綠是可以耕作的陸地，深綠色是沼澤，紅色的線條是荷蘭的軍隊，紅色色塊是荷蘭兵營，藍色色塊是英格蘭與蘇格蘭聯軍，還有一些小型的堡壘。當時城市裡的居民傾向跟西班牙人站在一起，於是和西班牙人一起抵禦荷蘭共和國。由於攻勢不會太快，守方就放水淹沒/擴大沼澤地面積，攻方則在外圍把水截斷，引水出去，並建造一到包圍性質的城牆來圍攻，慢慢的逼近城市迫使其投降，這樣的戰爭形式在16、17、18世紀都很常見。一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可以在烏特勒支（Utrecht）周邊一帶看到許多19世紀，為了抵禦德意志帝國所留下來的小堡壘，幫助我們理解當時水防線的位置和戰爭的進程。

簡單來說，荷蘭文裡面沒有特別分出護城河，而是使用運河（kanaal in Dutch，canel in English）這個字，因護城河也是運河系統的一部分；荷蘭文化中對環境混雜，複合的多元應用可見一般。

Q2：這樣的水文化和亞洲有什麼關係嗎？

在大航海時代，荷式的這種以水（運河）為抵禦的環境資源利用思維也隨著貿易發展帶來了亞洲 – 印尼雅加達就是一個例子。如（圖2）所示，雅加達就是17世紀的巴達維亞，這座城市緊鄰著一條天然的河流，荷蘭人在河流的轉角處建造一個很臨時性的要塞，盡量讓要塞被水包圍，陸地愈少愈好。當時的人知道要進攻堡壘要從陸路進攻，因為當地的爪哇跟英國聯軍要打荷蘭，所以荷蘭他們選擇在這裡蓋一個小的堡壘，大概1618年左右開始發展，然後往南邊靠著水岸發展出城市。但愈靠陸地，就需要更多稜堡這種工事。蓋完這個小堡壘之後，荷蘭他們就馬上規劃一個更大的堡壘，可以看到這個大的堡壘幾乎一半是在水上、海上面。這時候，水的兩面性就跑出來了 – 對荷蘭人來說，水是一種交通和連結，對敵人來說，水就成為一種阻隔。

另一個印尼的案例是位處摩鹿加群島的安汶（Ambon），相較於巴達維亞，荷蘭人更早來到安汶建立據點，直到現在還可以在當地看到堡壘的輪廓。如（圖3）所示，安汶本來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葡萄牙的堡壘沒有刻意要用水來阻隔，臨海的那一面還是用陸路的方式往外連接。荷蘭人佔領安汶後，改變了要塞的佈局，挖出護城河，用水路包圍要塞主要的面，如（圖4）所示。這還不夠，1695年時要塞也凸出了海岸線。他們在安汶也運用了天然河道創造護城河，但安汶的水文條件類似台灣，不像歐洲的萊茵河、馬士河源源不絕，有時候護城河會乾涸，在城鎮內部的分割也不像巴達維亞或荷蘭本土的城市可以運河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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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3：安汶維多利亞堡（Kasteel Victoria, te Ambon）鳥瞰圖，該圖呈現葡萄牙人原先建造的樣貌。來源：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 （右）圖4：1695年安汶市鎮與維多利亞堡平面圖，該圖呈現荷蘭人改造後的城市運河系統與堡壘建築。來源：荷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al Archief）。

Q3：荷蘭人在臺灣的防禦工事？

後來，荷蘭人在澎湖建立據點，同樣以水（海水）為防禦的重要元素，荷蘭人把陸地連結控制得非常窄，來防止敵人攻擊，水路則用火砲加以控制，並讓補給的船隻就可以順利進港補給。如（圖5）所示，水域是馬公灣，圖的下面是北邊，圖上有數字可以連成一條線，數字是水深的意思，單位是旬。堡壘蓋在岬角上面，而且基地位置蠻高的，只依靠一個很窄的陸路跟本島連接，就是擔心西班牙，葡萄牙或是後來的中國人來攻打。如果把火砲的射程考量進來就更有趣了：D稜堡的位置最高，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火砲數量是最多的，D稜堡下面的P位置還設了一個半月堡，因為當時的加農砲是水平射擊，如果稜堡火砲太高的話，打船隻就只能打點對點，火砲比較低就可以水平射出去。這個半月的輪廓剛好就涵蓋了整個航線。當時的荷蘭人駐軍不可能太多，一年也只有兩個季節可以補給，如果可以撐三、四個月，就可以派船出去通知來補給，利用季風，冬天有船來自日本，夏天的船運則是從南邊的巴達維亞過來。

最後一個案例是台南的熱蘭遮堡，城堡南側還有一個烏特勒支堡，在現在的湯匙山公墓上面。如（圖6）所示，粗線條是陸地的輪廓，北邊的火砲涵蓋到水面，因為船隻一定要從北邊進港，西邊跟南邊的火砲範圍幾乎跟陸地吻合在一起。這樣的規劃確保荷蘭人可以完整的控制大員水道，搭配台江內海時而露出時而隱沒的淺灘，增加了從水路進攻的困難度。後來的故事你就知道了，鄭成功並非從大員，而是從鹿耳門水道登陸，再用陸軍的方式圍城，迫使荷蘭人自己投降。

結語：我們為什麼如此不同？梳理我們的水環境與在空間發展上的影響

同樣在水一方的台灣，與水的關係為何如此不同？透過討論，我們發現也許是臺灣河流川短流急的水性使然，相較於荷蘭，台灣的河流顯得不穩定且變異性高，時而暴漲，時而乾涸，並不利於透過空間規劃進行穩定而持續地利用，即便挖了護城河，在枯水期乾壕溝的狀態對於防禦也沒有太大的幫助。海線防禦上的利用有比較多的案例，特別是海防用砲台，安平小砲台、二鯤鯓砲台（億載金城），還有後期的四草砲台與永固金城砲台，都是清政府擔心臨海城市會被敵人從海邊攻擊後建置的海防砲台。環境的差異性也建構兩地對如何用水的不同。荷蘭文化中，水道的功能複雜且多元，可以是運輸，灌溉，防洪，並抵禦，與台灣水環境專管專用的思維截然不同。

不論是看待水的思維，或者是防禦工事的形式，看來都跟自然環境有緊密的關係，即便是習慣利用水路的荷蘭，到了氣候、地形、水文條件都跟歐洲截然不同的印尼或臺灣，也調整出不太一樣的防禦策略。技術輸出時產生的轉變並不限於過去的城防，當我們把討論「水」的焦點放在現代防洪策略、水資源運用或更多議題時，也可能發現技術或策略在不同國家間轉移時產生了質變，而造成質變的因素和質變帶來的影響，還需要更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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