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紀錄：黃博渝 Agi Huang
圖文編輯：李玉華 Christine Lee

引言：「如果一座城市的街道，能讓 8 歲的孩子獨自安全行走，也能讓 80 歲的長者舒心散步，那麼這一座城市對所有人來說，就會是完美的。」

這是「8-80 歲城市策略（8-80 Cities）」組織創辦人吉爾·佩納羅薩（Gil Penalosa）^註1 提出的著名策略。他的核心哲學，很簡單卻也很深刻：「如果你考慮的是全體市民的利益，你就必須從最幼小與最年長的族群開始。」

長久以來，我們的城市治理往往以「強壯健康、特定性別的成年人」為預設值，忽略了社會中最脆弱也最直覺的環境指標物種。事實上，兒童友善並非一種僅限於少數人的「弱勢福利」，而是可以送給全體市民一起共好的幸福進行式。

當我們願意蹲下身子，從孩子的視角重新審視都市設計，我們換來的將不僅是安全的通學路，更是清新的空氣、包容的公共空間，以及一個能讓每個人都能優雅老去的宜居城市。

• 主講講者：羅賓·孟洛·米勒 Robyn Monro Miller（澳洲遊戲協會 Play Australia 執行長、國際遊戲協會 IPA 總會主席）
• 講座地點：國立台北大學（NTPU）城市治理英語碩士學位學程（IPUG）
• 分享講題：為什麼「兒童友善城市治理」如此重要？兒少友善城市治理促進腦神經發展？從「兒童上街趣玩」談人本環境空間正義 Why Does Child-Friendly Urban Governance Matters to EVERYONE? Does Child-Friendly Urban Governance Foster Neurodevelopment? Spatial Justice for Human-Centered Environments – Insights from Street Play for Children
• 聽眾組成：波蘭、塞爾維亞、海地、菲律賓、印尼、越南、泰國、蒙古、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及台灣
• 關鍵字：兒童青少遊戲權、聯合國國際遊戲日（IDOP）、1000條遊戲街道、冒險遊戲、城市治理、都市規劃、兒童友善環境、社會融合、空間正義、全球政策影響力

遊戲改變大腦

羅賓：「光是三十分鐘的遊戲，就能改變孩子大腦中三分之一的神經元。」神經元就是我們大腦裡的神經細胞，而孩子在短短三十分鐘的遊戲中，大腦就會有如此巨大的變化。我們的大腦有一千億個神經元，所以你可以想像這其中發生了多少事。因此，我們為孩子所做的規劃，有多麼重要。

羅賓：「你上一次玩，是什麼時候？你們都是大人了 —— 你上一次「遊戲」，是什麼時候？」隨著年紀增長，我們確實越來越少玩，但我們都還是會玩的，只是形式不同。遊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一項人權 —— 而且它有著更深層的意義。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1 條與兒童青少作為公民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United Nation Convention of Rights of Children, UNCRC）》，是一份國際條約，大家的政府都已經簽署了。台灣雖然在聯合國的地位特殊，但這項公約實際上保護著兒童的各項權利（right）。之所以需要專門保護兒童青少的條約，是因為兒童青少是脆弱的群體  —— 不是因為他們不夠強，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生活，還沒有像大人那樣具有完全掌控的權力（power）。

在這份公約裡，每一條「條文」都陳述了需要被尊重或保護的兒童權利，而簽署的政府就有責任落實這些條文。在政府、NGO 或任何領導職位工作的人，都被稱為「義務承擔者（duty-bearers）」。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兒童青少不只是「孩子」，他們是市民、是公民。在澳洲，我們有 530 萬名兒童青少。台灣有多少？這個數字代表的是你的人口結構中被忽略的那一塊。我們常常說「為大人規劃」，但我們應該是為整體人口規劃，而兒童青少就是人口的一部分。他們有和大人一樣的空間使用權利，不會因為年紀而喪失。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31 條保障兒童的遊戲、休息、休閒與娛樂的權利，聯合國針對這一條條文發布了一份「一般性意見（General Comment）」，第 31 條並不孤立存在，它與其他條文環環相扣：第 6 條生命權、第 24 條健康與醫療、第 28 條教育，以及第 2 條不被歧視原則。

如果城市規劃，只考慮某部分人口而忽略兒童青少，那就是在積極地歧視這個族群。第 23 條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平等權利，包括身體障礙與多元神經發展／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gence）。第 15 條保障自由結社的權利 —— 讓不同背景的孩子，能夠在公共空間自由相遇和玩耍。

還有一條非常重要，第 12 條：兒童有權就影響他們的事務發表意見。在國際間，這已經發展成「共同設計（co-design）」的核心精神。愛爾蘭政府甚至明確要求地方政府，在任何涉及兒童青少的空間規劃中，都必須納入他們的參與。

而青少呢？是一個被遺忘的邊緣族群。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保護的「兒童」，年齡範圍是到 18 歲。青少雖不愛被叫「小孩」，但他們確實在規劃中被嚴重忽略了。我們開始關注長者的需求、學齡前兒童的需求，卻跳過了青少階段的他們，但他們的身心正在劇烈變化，歸屬感與融入感對他們至關重要，但社會卻經常把他們視為對大眾的威脅。

如果一群老太太坐在公園裡聊天，沒有人會說「這群人讓我不安全」。但如果是一群十六、七歲的青少聚在咖啡館附近，人們第一反應往往是警戒 —— 這就是我們需要在規劃中直面的偏見，青少族群也受到第 2 條不被歧視以及第 15 條自由結社的保護。

遊戲是生物本能：神經科學的啟示

所有哺乳類動物，都會發出想要玩遊戲的訊號。你有沒有見過兩個小孩，明明沒說話，卻突然一起跑起來玩？那就是生物性的連結在運作。遊戲不是人類專屬的行為，連章魚都會玩。當你知道某種動物會玩耍，你就會對牠產生情感。但遊戲不只是可愛的事，它是演化出來的生物需求。

根據神經科學家、情感神經科學之父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註2 的研究，「遊戲迴路（play circuit）」內建在大腦深處，不受意識控制的。當我們對孩子說「不準玩！」，我們以為他們可以自我控制，但那根本不可能。我們是在違背他們的生物本性。

人類是唯一會主動剝奪自身物種遊戲機會的生物。我們是唯一這樣做的動物，而且越來越嚴重。聯合國委員會的研究已經發現，缺乏遊戲對兒童發展有嚴重的負面影響。

我們現在看到的世界趨勢令人憂心：焦慮與憂鬱比例上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診斷增加、近視率攀升（台灣的近視率之高是全球的警訊）、兒童運動傷害增加（不是因為運動變激烈，而是孩子在平常日的週間根本不活動）、以及肌肉發展不足。缺乏遊戲的代價，等於他們的身心健康產生危機。

五歲以下的孩子，不應該接觸數位螢幕。從大腦神經科學的角度說：前額葉皮質（prefrontal cortex）負責決策與思考，而壓力荷爾蒙「皮質醇（cortisol）」會阻礙它的運作。當孩子無法遊戲，皮質醇就會充滿大腦，讓他們無法思考、無法學習。反過來說，如果希望孩子在學業上表現好，最好方式是讓他們多遊戲——這能降低皮質醇，讓前額葉正常運作。請不要阻止孩子爬樹、攀爬及粗野打鬧（rough and tumble play），因為這些都能幫助大腦成長。

遊戲與社會凝聚力：民主的養成

遊戲的定義（來自聯合國公約一般性意見），是由兒童自發（intrinsically motivated）、自由選擇（freely chosen）、彈性開放（flexible）、無外在成人目標介入（no adult agenda）的。遊戲是孩子的事，跟大人無關，是我們學習如何與他人共處的基礎，這一點在城市規劃中常常被忽視。

遊戲建立歸屬感、信任與同理心，也培養民主技能。出生率下降，是亞洲許多社會面臨的挑戰，但別忘了：今天的孩子，是未來為我們開刀、為我們立法、為我們服務的人。如果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建立歸屬感、信任與民主精神，我們這一代人才是最終的受害者。

你們玩遊戲時，怎麼決定誰先開始？猜拳！那就是民主的基本實踐。孩子在沒有大人介入的情況下，會自己協商規則、處理衝突、學會讓步和堅持。但是，當大人介入，這些學習的機會就消失了；大人往往變成「仁慈的獨裁者」—— 給出決定，卻不讓孩子學會自己解決問題。

遊戲讓孩子擁有真實的選擇權、發言權、被尊重的經驗，以及被忽視後學到的教訓。這些都是民主素養的根基，無法在教室裡教導，只能在真實的遊戲中體驗。

遊戲具有普世公平性，每一個孩子都有權利玩耍。遊戲公平性（play equity）的核心原則，是每一個孩子的遊戲權不應因出生地點、家庭條件或社會階層而有所不同。在城市規劃中，這意味著孩子應該能在步行五到十分鐘內抵達一個可以奔跑、滾動、追逐、挖土的空間。不必是豪華的兒童樂園，但必須是存在的、可以簡單到達的。

而大家一直在說的自由遊戲（free play），可能顯得混亂無目的、沒有大人在場指導或評審、可以包含冒險或粗野元素、當孩子決定結束時才結束。規劃自由遊戲空間的關鍵，是讓大人可以照看但不必進入遊戲 —— 提供遊戲區外的座位，讓孩子有足夠的距離，自己發起、自主遊戲。

遊戲不等於遊具設施，雖然遊具設施是條件之一，但真正的遊戲，可以發生在任何地方。一塊石頭、一根樹枝、一堆泥土，都是絕佳的遊戲素材。瑞典有些遊戲空間，只是挖了幾條溝渠、放了一些自然元素，孩子就玩得不亦樂乎，而且成本極低。

而全世界近年來推廣的風險遊戲（risky play）是必要的，不是需要被禁止消除的麻煩。孩子喜歡速度、高度、工具、泥土和粗糙地景。規劃時，要設計不同高度的挑戰，讓孩子能依照自己的能力選擇。一個孩子今天爬不上去的設備，會成為他下一次來的動力；等到那天他終於爬上去了，那份成就感是無可取代的。如果我們把所有風險都清除掉，我們培養出的是無法承受挫折、不敢嘗試的孩子。

文化與性別，也是需要關注的面向。在規劃青少空間時，很容易只想到滑板公園和輪動車場（pumptrack, 台灣則是籃球場），但是許多少女更需要的，可以坐下來談心、聊天和交友的空間。那同樣是遊戲，同樣重要。

規劃者角色：創造遊戲發生的條件

大人的職責不是「提供遊戲本身」，而是「創造讓遊戲發生的條件」。這是一個重要的心態轉換。規劃城市空間，是在為遊戲設定條件，而不是設計遊戲本身。

在設計好空間之後，去看孩子怎麼用它 —— 反而大人會學到很多。有個遊具設計師告訴我，他設計完遊樂場就不想回去，因為孩子都「用錯了」。但我認為那是最有價值的資訊。孩子永遠不會照你的想像使用空間，而那正是我們最需要學習的。去觀察他們，你下次設計時，就會更好。

澳洲遊戲協會推動的倡議「1000 條遊戲街道（1000 Play Streets）」，是定期封閉住宅區道路，讓社區居民帶著孩子出來玩。研究結果顯示，超過 90% 的參與者更願意與以前不認識的鄰居交談，更願意讓孩子在門口前院玩耍，也更傾向在社區中採取公民行動。遊戲的社會連結效果，是真實可測的。

遊戲，是生物必需品，建構了兒童青少學習民主的方式。不平等的遊戲機會，是不公不義、違反空間正義的。我們每個人都有義務為兒童青少創造遊戲的條件，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推動兒童友善城市治理，因為這是人權，也是生物本能。當每個孩子都能遊戲，整個社區都會欣欣向榮，全民都會幸福共好。——給兒童的最大禮物，就是是遊戲的自由。

後記

講座後，各國老師學生紛紛提出疑問，以下摘錄三則：

問：室內遊戲（如桌遊）和戶外遊戲有什麼不同？

答：桌遊很好，但無法取代戶外身體活動。孩子每天需要至少 60 分鐘的戶外活動（不只是 30 分鐘了）。粗野打鬧和奔跑時，大腦會分泌「腦源性神經滋養因子」，這是大腦的生長激素。研究也發現這和帕金森氏症、阿茲海默症的發病有關 —— 如果我們的孩子從小就缺乏這個生長激素，未來的健康代價，將非常可觀。

問：新冠肺炎 COVID 對兒童青少遊戲，有什麼影響？

答：英國研究顯示，在疫情中仍能維持戶外遊戲的孩子，從社交孤立中恢復得更好。口罩也造成了「微表情學習」的中斷 —— 孩子無法從蒙面的臉上讀取表情，導致進入學校後出現社交困難。新冠肺炎 COVID 疫情，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遊戲的不可取代及不可或缺。若再發生類似情況，我們要有更好的規劃，來保障兒童青少的遊戲。

問：面對出生率下降，如何說服自己國家的政府投資兒童青少遊戲環境？

答：要展示神經科學與長期數據。政府習慣短視，但我們要持續倡議。今天的孩子，是三十年後的護理師、立委、外科醫生。集結多元跨領域的聲音，是讓議題被聽見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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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吉爾·佩納羅薩（Gil Penalosa 或 Guillermo Penalosa）是國際知名的城市發展顧問，他最被大家知道的經歷，就是他曾經是兒童友善城市波哥大（Bogotá，哥倫比亞首都）的公園管理處處長 —— 如果你要問我在台灣類似可以對照的角色是誰？我會說類似是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尤國仁副總工程司（藉此也向他恭喜榮譽退休）。吉爾最具代表的成就，是把波哥大的「單車日（Ciclovía）」推廣到全世界，透過封閉主要幹道禁止汽車通行，將空間徹底還給遊戲與社區，主張「公園是基本人權」，並認為兒童是城市健康與否的「壓力測試」—— 當街道對孩子是安全自在的，這座城市才算真正對所有人友善。

註 2：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在 1990 年提出「情感神經科學」（Affective Neuroscience），因為發現所有哺乳類動物（包括人類）的大腦，都內建七種核心的情感系統，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系統，就是 遊戲（PLAY）。遊戲能刺激大腦分泌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像是大腦的「肥料」，能幫助額葉發育。透過遊戲，哺乳類動物學習邊界、同理心與社交規則。他也曾提出一個極具爭議的觀點：現代社會大量的 ADHD 診斷結果，部分原因可能是孩子正處於缺乏遊戲，意即「遊戲飢渴（Play Hunger）」狀態。童年時期缺乏遊戲的個體，成年後往往更容易出現情緒障礙或社交退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