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庚璟

近年臺灣水環境治理的討論中，荷蘭「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經常被視為可供參照的典範。然而，若將荷蘭經驗視為一個簡易的「標準答案」填入臺灣這張答題卷 ，將忘記臺灣與歐陸水環境之間的根本差異，同時也忽視各個國家地區已存在之傳統水系統（Traditional water systems）對其治水方略上的重要影響。荷蘭的水治理長期建立在低平三角洲、感潮河川、廣大沖積平原與緩坡水系之上；相較之下，臺灣河川多具有流域短促、坡降陡急、洪峰迅速、含砂量高、沖刷與淤積劇烈等特性，極為不同。

基於此，本文延續前文〈流與治〉對臺灣與荷蘭水治理差異的討論，以宜蘭為主要案例，探討人水關係發展的歷史進程，以及流域治理在臺灣河川上的特點。方法上參考 Kolen et al.（2015）所提出的地景誌（Landscape Biography）觀點¹，將地景視為自然與人為力量層層書寫的結果；同時結合 Bobbink et al.（2022）對水系統循環與變遷的圖示法²，先梳理宜蘭水環境的形成背景，再進一步討論人、水、環境與治理技術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一、從自然營力到人類調適

蘭陽平原形成的過程雖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大多數學者仍以沖積形成為主要原因（張智欽，2005；黃雯娟，1998，張瑞津等人，1995； 康竹君，2016），在第四紀地質沖積層形成的過程中，陳文山等（2004） 認為蘭陽平原在末次冰河期至今發生過大規模海進與海退，吳沛儒等（2020）延續其論述認為蘭陽平原發達的沖積扇與沖積平原提供了演育的基礎。基本而論，在沖繩海槽持續張裂的情形下，蘭陽溪河道不斷在平原上遷移，形成數百至上千公尺厚的沈積層（康竹君 ，2016）。

主要的溪流蘭陽溪，在平原形成的過程中以辮狀河川的侵蝕、搬運堆積營力創造了平原及其低濕的水環境，在漢族入主之前，葛瑪蘭族便已活躍地在全平原上適應了這種不斷變動的環境（康芳銘，2021；蔡文婷, 2007）。豐沛的地下水源使得清代的宜蘭在米糧生產上獨具特質：不同水源的引用與挹注，形成了網絡密布的水圳地景（黃雯娟，1998）。

然而，宜蘭豐沛的水資源與平坦的平原地形，並不意味著絕對的適居性。相反地，蘭陽溪的辮狀河同時有常常改道的特性，使平原地區反覆面臨洪水、沖刷與淤積的威脅。在宜蘭，時常有水的蘭陽溪一次次以洪泛進入平原生活空間，形成地方社會長期以來「做大水」的共同記憶。自清代以降，相關洪災已有相當數量的記載，日治時期更留下了一系列紀錄。就空間分布而言，壯圍、蘇澳、頭城、五結等沿海低地較容易受到淹水影響；而三星、員山等高平原地區，以及羅東、宜蘭等平原中央聚落，則更容易受到河川改道與沖蝕的威脅（宜蘭縣史館 et al., 2024；陳育麒，2014）。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治時期總督府派遣十川嘉太郎進行調查，並針對蘭陽溪及其廣大且多變的流域展開整治。

二、從量化觀測到通用知識引入

1911、1912 年連續颱風造成全臺多處水患³，促使總督府展開臺灣治水史上的「河川大調查」，針對包含蘭陽溪在內的九大河川4⁴進行大規模系統性測量。對於初抵臺灣、面對陌生河川環境的工程師而言，當務之急是取得足以支撐治理判斷的精確資料。此前，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已吸收並轉化來自荷蘭的水利工程知識與技術⁵（Nakamura et al., 2025；顧雅文等人，2025，頁292-306）；在臺灣之前，日本本土的河川治理已逐漸發展出上游砂防、中下游防洪、河口疏浚的治理方式（國土交通省，2012）。由於臺灣似日本有山地陡峻、河川短急、土砂流出量大等流域特徵，在日本接受現代知識上有過翻譯與轉化，遂在殖民地臺灣的河川調查與改修中產生一定的參照性與可轉用性。

當這套經由日本工程師調整發展出的治水範式，進入殖民地臺灣後，便建立在可測梁、可繪製、可設計並可反覆修正的科學基礎之上⁶。然而，日本總督府所派工程師十川嘉太郎根據調查發現，當時水理計算多採用歐洲與美國河川測量結果所歸納出的係數，這些公式大多建立在流域廣、坡降小的河川條件上，並不適用於坡降大、泥沙量高的臺灣溪流，需要經過實地調查與重新調整計算公式的係數後，才適用於台灣的溪流（簡佑丞，2019）。

三、從工法引用到在地調整

另一個可見的轉譯例子，則表現在具體工法與材料選擇上。以抗沖刷的河床保護工法為例，日本原先引入荷蘭及低地國家的「粗朶沈床工法」，由於其框架以樹枝構築無法承受島國溪水暴漲時的強烈衝擊，後來改為技師牧彥七以木條構築的「木工沈床」，才得以有效抵禦兇猛水勢（顧雅文等，2025，頁298），而材料上，由於臺灣冬季河川不結冰也不致造成凍融損壞，日本工程師遂選擇造價較低廉與生產方便的磚材，形成所謂的「煉瓦沈床」，更適合本土與臺灣河流的特性。（簡佑丞，2024）

相似的辯證也出現在防洪策略上，以台北城為例，防洪策略上原採用低地國的低護岸工程，希望兼顧商業活動所需的親水性與交通便利性；然而，這套方案在臺灣的洪水條件下並未發揮預期效果，甚至適得其反，最終仍須改為高護岸的「輪中堤」⁷防洪策略，搭配內水出口的防洪門才保障了人口稠密的臺北城的安全；從治理效果來看，輪中堤確實以較快速且明確的方式爭取了都市內陸土地的安全；然而，這種築堤擋水的治理模式也對日後民間對治水方式訴求的長遠影響（顧雅文等人，2025，頁318-321、361-384）

四、傳統河川治理思維的再復興

與淡水河最終建設的高防洪牆策略不同，十川嘉太郎在蘭陽溪的整治，則是參照了日本傳統上另一種的傳統水系統：常願寺川霞堤。這種堤防是採不連續堤防，開口朝內陸逐漸伸出，時有兩三道內外堤，讓洪水湍急時可以容納洪峰流量並可從開口入流並於內外堤間滯留，降低洪水衝擊，水退時又可攔截沈降營養泥沙，一舉兩得。工法上，蘭陽溪出谷處使用的是卵石鐵網蛇籠並研沿岸佈設，而下游則使用土堤搭配「煉瓦沈床」降低堤外沖刷（簡佑丞，2024）。

宜蘭濁水溪治理工程在1936年完工，自此蘭陽平原近四分之一的地區可免於長年水患，宜蘭濁水溪治水計畫至少保障了約9750公頃的土地免於洪水侵襲與浸泡，並且額外又獲得了約2240公頃的新生地可以耕種（多位於三星與員山鄉）⁸；而兇猛的「西勢大溪」上游也與蘭陽溪斷開，成為平穩的宜蘭河，至此蘭陽平原的地景格局永久地改變，大量新生地或者免淹水地被釋放出來，成為農業與工商業穩定發展的基礎。

五、流域治理的辯證性

當堤防保障了內陸的安全的同時，仍然可能帶來新的矛盾，如Di Baldassarre et al.（2013）曾指出，水防建設可能削弱當地社群防災意識，形成堤防效應（Levee effect），也就是說，可能讓人逐漸失去對災害的敏感性與應對能力。Nakamura et al.（2024）對日本木曾三川的研究，數百年來大型堤防與工程取代地方的小型防禦系統，使人群得以居住在原本脆弱且容易受洪水侵犯的地區，卻也提高了暴露災害的風險（P.2339）。

同時，隨著現代化進程，傳統水系統之價值常因為新的解方出現而被低估，就如Nakamura et al.（2024）論述在日本木曾三川流域， 1976 年當長良川在現代堤防發生破堤後，部分殘存的古輪中堤限制了洪水向內陸繼續擴張，限制住了氾濫的區域，促成當地社會重新評估傳統堤防系統的價值。Jiang 與 Arnold（2023）則認為傳統水系統其不僅具有工程上的基礎設施功能，也包含社會分配、維護與治理等層面的在地知識，成為全球重構水環境與提升氣候韌性的重要基礎。

回到本文，無論是臺北的輪中堤，或是宜蘭的霞堤，都是傳統水利系統在臺灣被重新理解、轉化與應用的案例。它們說明，不同治理知識各有其能夠處理的問題，也有其無法完全涵蓋的限制；一套「解方」能否在另一個地方成立，取決於我們是否能仔細辨識兩地之間的相異性與相似性，並準確回應該地真正面對的問題。從環境與工程的角度來看，日本工程師之所以能將臺灣帶入近代水治理的歷史進程，對科學知識與專業技術的掌握是一回事；能否辨識臺灣與日本在地景、氣候與流域特性上的異同，理解自身傳統工法與水系統的適用條件，並在應用過程中持續觀察與修正，則又是另一回事。

因此，無論是傳統水系統的再發掘與再應用，或是當代流域治理的推動，都必須回到在地知識與地方條件的溝通層面。大型工程介入雖然具備通用知識的合理性，但如何使其具體回應地方的地形、氣候、工程材料與工法適配性，仍是一個重要的「翻譯課題」。流域治理不只是「水治理」，更是空間治理；它與當地社會環境、政治制度與文化脈絡息息相關，也涉及人類活動範圍的引導與限制。唯有回到整個治理的歷史與脈絡中持續探索，才可能在錯綜複雜的人水關係中提出更準確且適切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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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景誌乃是荷蘭地景考古學者Jan Kolen、 歷史地理學者Johannes Renes和學者Rita Hermans共同撰寫，重點在於將地景視為一個如文本一般被層疊寫作的過程，並且地景誌重視空間結構上的變遷與文化、社會之關聯性，詳細可參Kolen et al.（2015) 。 ↩︎
2.  圖示法illustrative method係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Bobbink教授所提出，是對水環境本身的視覺化再現方法，將重要的水空間的地景要素（如地理氣候）、水循環路徑、水工設施與當地故事等資訊，以嚴格的色彩重繪方式標示、註記與再現來闡明人與水環境之間的動態關係，詳細可參Bobbink et al.（2022） ↩︎
3. 根據史料，這次洪水不僅淹沒宜蘭各處，台北市更是主要災區，受到治理界與總督府的高度關注。 ↩︎
4. 包含蘭陽溪（宜蘭濁水溪）、淡水河、頭前溪、後龍溪、大安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高屏溪的第一次河川大調查，後來又有其他27條溪流調查，詳參（馬鉅強，2013)。 ↩︎
5. 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分別邀請了參與建設荷蘭北海運河（Noordzeekanaal）的科內利斯·約翰內斯·範·多恩(Johannes Cornelis van Doorn)與艾薩克·安妮·林多(Issac Anne Lindo)，引進了現代水文學，兩位工程陸續參與了眾多河川、船閘與港口的設計，並傳授了科學為根基的工程學予日本工程界，詳細可參(Nakamura et al., 2025)。 ↩︎
6. 河川調查包含水位、流量、地形及雨量調查，流量是將河川斷面與流速統計資料相乘才能得知流量，然而河川的流速是不斷改變的，因此在時常需要測定並且觀測通沙量，再將製成的圖資縮版成五千或者一萬分之一之圖資，後續針對河川測量成果擬定修治計畫(內務部, 1925)。 ↩︎
7. 輪中堤（わじゅうてい）源自日本濃尾平原木曾三川下游由十七世紀開始，因為低濕的氾濫平原容易受到洪範的侵襲所建置的環形堤壩，這些環形堤壩將從木曾川中下游到伊勢灣的沙洲環繞保護，與荷蘭的圩田系統(Polder)幾乎相同，荷蘭工程師Van Rijke 在木曾三川時亦稱該地輪中堤系統為「Takasu Polder」，然而，日本與荷蘭的系統仍然在社會組織上有差異，兩者不完全相同，然而環形堤防通常可見於河川通砂量大、劇烈洪泛、地勢低平地區，詳參(萬寿男, 1977)。 ↩︎
8. 面積資料為筆者根據歷史圖資套繪後計算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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