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壯穎
公園作為都市開放空間，具有綠化與軟化都市硬調空間，同時在擁擠的都市裡提供人們遊憩與休息的場所。台北的鄰里公園，不但是孩子的遊戲場、鄰居們的聊天開講區、老人的晨間運動與平日休憩地，也是遊民們的暫時棲息地、學生們下課聚集紓壓之處，以及都市裡的動物們的家所在。但就在2015年底，台北市公園處為了讓該處管理的公園內溜滑梯符合CNS國家安全標準，因此陸續拆除了青年公園以及大安森林公園內的磨石子溜滑梯，欲改以塑膠遊具取代之。然而此舉卻觸怒了一群媽媽與爸爸，相繼發聲抗議此種不顧空間多樣性的粗暴行徑，同時「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也隨之誕生。
以筆者對於台灣空間設計規劃的理解，這一切都是其來有自。不論是CNS國家安全標準或是公園空間設計規劃過程，決定權都是掌握在少數的空間專業者手中，東拼西湊的形成了我們國家的空間相關法令與空間形式。然而，社區總體營造不是在台灣已經喊了超過二十年？怎麼到現在都未見強制民眾參與的機制放入法令制定甚至公共空間的設計規劃過程中？將近二十年前筆者參與的台北十七號公園設計規劃過程中，設計規劃的單位的確將參與式設計的概念放入設計過程中，但在過程中，筆者發現，在台灣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並不是由下而上的草根性公民自主運動（少數成功的案例之一永康鄰里公園正是由從下而上的草根性公民自主護樹運動所展開），而是由上而下的中央發起地方執行的政策，在本質上就已經違背了社區總體營造的基本理念。更何況台灣的社會在1987年解嚴之後，一直在學習著民主社會的公民應有的權力，許多的公共議題都還是掌握在地方頭人/派系的手中，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那是自己可以掌握的權力。同時社會的多元價值觀的建立更是社區總體營造成功的關鍵因素，當所有觀光區都有夜市，所有夜市賣的產品都千篇一律，以及所有的公園都用一樣的遊具時，社區總體營造是沒有成功的空間的。
此時，公園遊具的議題導致「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的成立，我認為這延續了從318學運以來的公民意識的覺醒，除了透過投票與監督立法院之外，更進一步的把眼光放在自身周邊的公共議題，從公園空間出發，一步步建立民眾參與公共空間生產過程的機制，不只把意見表達的權力從地方頭人的手中拿回來，更將這些意見空間化形式化的放入鄰里公園之中。如此，台灣的民主不但能夠進一步的深化，台灣的空間專業者的能耐─如何在參與式設計的過程中，能夠精確掌握民眾語言中的空間形式並放入設計中，同時在溝通的過程中又能得到使用者的認可，當更有進一步提升的可能。除了「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現在，我們更期待台灣能夠走向「自己的公園自己造」的時代。
林壯穎
空間專業工作者，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曾任破報記者、樂評與特約撰述，做過廣播主持人與電腦系統工程師。認為空間設計不應是美學掛帥，空間生產背後的政治經濟學更是空間專業者應該關注與投身參與之處。參與式設計的關鍵不只是使用者的參與程度，空間專業者的階級意識與對於參與者的空間想像文字與圖像如何轉化為空間形式的設計能力也同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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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能凝聚更多人關心兒童遊戲權及表意參與權，兒童公共遊戲空間設計不該再塑化、罐頭化、品質劣化與低能化，大小公民和設計師、廠商、學界及公部門協力合作，一起要求並協助相關單位更完善規劃公共空間，親子友善基礎建設，逐步迎向兒童友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