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筱雯

「水利工程師的角色，要能與時俱進。」這句話，在當今氣候變遷與生態轉型的背景下，為我們重新思考台灣河川治理的角色提供了重要啟示。因為，我們必須回應風險升高、工程設施老化、需求多元、自然與社會高度變動、以及人與環境關係必須重新定義的多重挑戰。

過去數十年，台灣的河川治理主要建構在控制洪水、穩定河道、確保供水與發電等目標上，一如工業時代對自然的期待：可管理、可預測、為我所用。這些工程確實為社會安全與經濟發展打下基礎，但是，隨著時間推進、氣候條件改變、棲地破碎、魚類洄游受阻、工程設施屆齡，我們不得不問：這樣的工程邏輯，可以如何與時俱進？

工程屆齡，是重新對話的起點

長久以來，堰壩被視為河川治理的關鍵設施，但事實上，每一座堰壩從工程設計的角度上都有其壽命限制。一般而言，堰壩的平均壽命約為 50 年，隨著時間推移，結構完整性降低，維護成本日增，同時也產生潛在安全疑慮。堰壩的結構老化，不只是單純的工程問題，更帶來了對治理思維的挑戰。

2007年，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的防砂壩巴陵壩於韋帕颱風與柯羅莎颱風期間潰壩，將近千萬立方公尺泥砂因此沖到大漢溪下游。該壩體於1977年興建完成，壩高38公尺，至潰壩時運作約三十年。在其潰壩前幾年，巴陵壩主壩下游的副壩已經於颱風期間受損，反映出整體壩體系統的脆弱性。這一事件突顯了老舊壩體在極端氣候下的風險，以及潰壩對河川環境與下游社區的可能衝擊。

臺灣的許多水利設施建於數十年前，當時依據的設計雨量、流量與地貌條件，早已與今日不同。當這些設施逐步老化，我們該思考的應不再只是要不要繼續補強，而是這些設施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當工程結構物在建造時所被賦予的功能任務與預期效益消失或不如預期，甚至帶來了其他風險或代價時，是否仍值得繼續投資維修？或是，我們能否把握這個時機，進行轉型、退場、甚至還給河川更多空間等，以回應自然與生態系統更長遠的需求？

若將工程屆齡後的選項僅限於補強與延壽，往往忽略了其逐漸減弱的經濟效益與不斷增加的生態代價。例如：我們從很多案例中看到的堰壩下游因砂源減少、河床掏刷，潰壩風險上升；而上游河道因長期淤積，失去動態，生態系統變得脆弱且單調。

而過去多數工程設施在規劃評估階段，較少納入工程退場或是泥砂管理的終端成本思考。事實上，退場階段的治理成本常常極為龐大且複雜。從許多案例中可見，拆除堰壩成本高昂，且需面對泥砂處理等問題。這提醒了我們，不僅應為既有工程設施屆齡後預作替代規劃，也應該該對於未來新建工程設計初期即納入退場策略與全生命週期的整體思維。在缺乏退場機制下，所謂的補強與延壽，可能只是將潛在風險與沉重成本轉嫁給未來的世代。

因此，與時俱進的工程治理邏輯，應主動檢視在工程的設計壽命屆滿時的相關代價、效益、與替代方案，以期能取得合宜的平衡。

正因為如此，國內外愈來愈多案例開始嘗試另一條出路：與其不斷投入高成本維修老舊設施，不如審慎評估其是否應透過拆除、局部改善，或導入自然營力的方式，在安全、生態與經濟效益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

七家灣溪的經驗，提供了寶貴的在地參考。

為了穩定溪床、防止侵蝕，早期沿溪建造了多座防砂壩。這些工程雖在當時達成了目的，但也切斷了台灣櫻花鉤吻鮭的洄游通道。這些設施不是沒有貢獻，而是隨著時空推移，到了該重新檢視其角色的時候。

位於七家灣溪主流上高達13公尺，攔蓄約20萬立方公尺泥砂的一號防砂壩，成為鮭魚洄游的障礙之一。拆除前，壩體基礎因掏刷受損，存在結構安全疑慮與潰壩風險。2011年，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整合多方單位與專業意見，包含林務局（現為林業署）、退輔會武陵農場、德基水庫管理委員會、台中市政府農業局等公私部門與學研單位，進行壩體改善工程。壩體改善後長期的河道監測與生態調查看到了河道連續性提升、河床底質變得穩定、深潭棲地增加，洄游空間得以重建。

這個跨越多層級、多單位協作的實踐案例背後，是持續的監測、對話、與共識累積。這不僅是生態與工程的結合，而也為臺灣面對老舊設施退場與轉型過程中所帶來的治理思維，提供了寶貴參考。

持續學習的過程

臺灣的治理經驗，不能只靠理論與國外案例，而是要從本土個案蒐集與細緻分析中所累積的知識，作為政策調整與復育工作的基礎。

從全球到台灣，河川復育是持續試驗與學習的動態過程。我們應從「要復育什麼？」開始反思，我們是否理解一個健康的河川系統需要輸砂、水流、地形變化與生物移動所構成的縱向、橫向、垂向連續性？我們又是否有足夠的資料與評估能力來辨識這些動態的優先順序？以及彈性的適應性管理作為？

許多河川復育計畫雖有良好初衷，但缺乏系統性的監測與評估，就難以掌握長期成效，也難以說服社會支持類似政策。沒有監測，就沒有治理。從水文變異、河道演變、生物指標，到社區參與，唯有完整的監測調查，才能真正評估河流是否復育了。

一些案例顯示，壩體移除後可能造成河道劇烈變化、生態衝擊；或有些情況則幾乎未產生明顯成效，甚至引發新的問題。例如突發的大量泥砂下移、棲地瞬間變異、洄游路徑中斷或改變等。這些都提醒我們，河川復育是需謹慎設計與逐步調整。

早在1999至2001年間，雪霸國家公園陸續拆除高山溪上游的4座低矮防砂壩。以高山溪三號壩為例，拆除後數年，一場颱風攜帶的巨木橫亙溪道，意外形成新的臨時阻礙，導致落差與上游再淤積，相關監測因此持續進行，並進行適應性管理。

七家灣溪一號壩拆除後十來年的河道監測，掌握了溯源侵蝕的量體、距離與速率，也觀察到壩體上游和下游的泥砂粒徑隨水文事件啟動運移所形成的細化與粗化現象。原本攔蓄在壩體上游的泥砂運移到下游部分河段落淤，對於通洪能力的影響、河道旁保全對象的警戒，也有完整科學評估。

這些經驗點出，需要科學基礎、跨部門協作與長期監測，才能因應自然的動態與變化。臺灣地形陡峻、地質活躍、強降雨、斷層等複雜條件，挑戰多元，也充滿潛力。若能在此環境下，建立具科學支持基礎、兼顧安全與生態、以及地方參與的河川治理模式，臺灣經驗就能成為區域甚至全球氣候調適的關鍵知識貢獻者與示範者。

河川復育是更新治理文化的機會

河川復育的核心，不只是修補自然，更是重建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以謙遜的態度，協助劣化或已消失的生態系統恢復其健康與功能。這過程不只是技術思維的更新，更是一種治理文化的轉向。從以往上對下的管理模式，轉為與地方社區、部落、學界一起共構的合作實踐；從強調工程效率的單一目標，走向結合生態、氣候調適與社會韌性的多元目標。

這樣的工作當然不容易，因為我們面對的不只是環境問題，還包括一整套長期以來慣用的治理思維。這也牽涉到更根本的提問，當洪患風險是來自於對自然的過度介入，那麼，真正的治理是不是不該只是工程的「加碼」，而是適時的「退出」？

當拆除護岸、降低壩體、引入自然營力逐漸成為可能的選項，這不是放棄工程，而是工程角色的轉變，在減災、調適、復育中發揮多重效益，甚至讓地方更有韌性。

近年被廣泛討論的「自然解方」（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其實也提醒我們，自然從來不是一個需要被控制的問題本身，而是解方的一部分。

面對越來越多老舊水利設施走到設計壽命的盡頭時，我們應該問問是否有其他可能性？是不是能想像一個更有彈性的治理模式？這不僅是對自然的尊重，更是對未來世代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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