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哲偉；圖：好伴社計

今年春天（2025），筆者有幸應扎根台中的社會設計事務所「好伴社計」之邀，在台中北屯區北屯社會住宅、梧棲區三民社會住宅等兩處基地籌劃一系列共八場的公民活動，作為其一年期公共藝術設置的先導子計劃。

在初期籌劃階段的討論過程中，我們意識到這個案子在時機點上的特殊意義，並因此仰賴更細緻的執行策略思考，其原因主要有二：

1. 延續2018年「好伴社計」執行了以「家庭」為計劃核心的社會住宅公共藝術設置計劃「家常對話」後，本案是迄今全台唯一由相同廠商分別獲選執行兩次社會住宅公共藝術的設置計劃。
2. 本案的執行期間落於自從2017年中央政府設定「8年興辦20萬戶社會住宅」（2017～2024）時間期滿之後，也就是說現行「只租不售」的住宅政策的階段性成果驗收，並邁向下一階段的轉捩點。

承襲2018年的執行經驗，這次好伴社計在執行策略上的最大改變，莫過於將這筆因《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而生的法定公共藝術設置經費，將其視野從單一的「點狀社宅」擴大至社宅之於「城市節點」的尺度，試圖重新錨定公共藝術中「公共性」一詞的意義，將其居民導向的服務性質，延展成市民導向的倡議性質，而這樣的策略轉變自身，恰恰凸顯了當一個特定的社會資源涉及到「個人利益／公共利益」間時難以兩全的推敲、激辯，而這正是社會住宅與公共藝術的難題所在。

儘管自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以來，臺灣社會對居住權改革越發重視，居住正義的相關議題也成為每次大選時各政黨最受矚目的核心政見之一。2017年《住宅法》公布施行，確立了「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模式，居住政策的相關機制與名詞定義、申請及管理方式在近十年間趨於完善，政策波動也漸趨穩定，然而，「社會住宅」一詞在社會輿論中至今卻仍然帶有鄰避（NIMBY）性質。以台北市為例，「在社宅推動初期，市民對社宅的態度偏向抗拒，甚至有些基地還有強烈抗爭的行動。」

而本案的基地之一——北屯區北屯社會住宅——其基地原址「長安新村」在規劃拆除的初期，也曾因文資議題引發地方文化團體關於「保存／拆除」的激烈辯論。除舊換新、政策改革、都市重劃⋯⋯在城市治理的視角下，回到生活現場，我們才真正見到那些以現代性之名被我們犧牲的「殘餘」，正如現今北屯社宅基地上那些在建築師姜樂靜的設計巧思下，方能保留下來的老芒果樹。

從馬桶談起：生活模式的新想像

這個系列活動的名稱「有機生活培養皿」（Residue of the Residents），最初來自筆者跟周家緯（好伴社計營運長）一年前的訪談，當時他談及社宅的集合住宅模式，對於一些新居民來說，同時也意味著需要學習一種新的生活樣態，並遵守社區共同公約。在一個極端的例子中，一位老伯伯甚至在過往的生活經驗中不習慣使用現代化馬桶。

時間拉回一世紀前，如今我們習以為常的現代化馬桶，與它連接的地下污水系統網絡，其在台灣首次的規模化、普及化乃至於「衛生」（えいせい）這一概念本身的推廣，正是在「公營住宅」中被日本殖民政府首次導入。這個有趣的線索，將生活模式與社會住宅建立起連結，談及都市權（right to the city）或居住權時，它從來都不僅僅是硬體供需的量能問題，而更牽涉到一種對於城市未來的想像；而社會住宅——無論在個人或集體的層面上——則因此可以被視為一種新生活的想像場域。

在本系列活動的最後一個場次，講者黃守達（現任台中市議員）則指出：「在如今『分眾』劇烈的網路世代，使得議題討論逐漸朝向破碎化的、原子化的方向發展；而社會住宅的居住特性，卻恰恰提供了一個民主討論的練習空間。」這正是這個系列活動在初期構想時的原點，我們希望這個系列活動除了兼具民眾參與的近用性、趣味性之外，同時還能帶有一定程度的對於整體機制（無論是公共藝術、社會住宅）的議題討論作用。

臨時性社群的實驗

在前導場次中，我們邀請到越南藝術群體「ba-bau AIR」分享他們營運空間的經驗與理念。2022年，第十五屆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 fifteen）以「Lumbung」（印尼語中意為儲存和分配盈餘的「穀倉」，後被當代藝術引申為一種合作和共享的理念）為題，當時「ba-bau AIR」受邀參與雙年展，興起了一個質疑：「這樣的一個國際性藝術展覽中，有什麼東西缺席了？」對「ba-bau AIR」來說，展覽當然充斥著爭奇鬥豔的藝術作品，卻沒人能夠好好休息——儘管人們能夠睡覺，但卻無法好好休息。因此他們決定在展覽期間建立一個臨時性空間「ưhưh22」，一個可供休息的庇護所，並邀請陌異的觀眾在空間中留宿（至多三夜），並以任何形式的勞動作為交換條件（無論是食物、清潔服務、藝術品、捐贈、工作坊⋯⋯等）；這實際上非常困難，因為它涉及信任、照護與溝通問題。也就是說，如何想像一種臨時性、不以資本運作的生活社群。

數年前，我在因緣際會下偶然讀到中國藝術家殷艾雯的一篇文章，印象尤為深刻，當時她替上海雙年展製作了一件以桌遊為形式的互動式作品《浮萍定海》，10到15名玩家將在約五小時的時間共同度過人生的四十年，攜手共度人事浮沈與社會變遷，與其他玩家共同建立、生活在一個臨時性社區。該遊戲以「互助」取代經濟貨幣，仰賴所有的玩家以集體創作、大量口述的方式共同發展一場虛構的社區發展史。

我們這次各在台北、台中舉辦了一共兩個場次的桌遊工作坊，伴隨著一場額外的對談，正是因為桌遊本身關於社區建設、親密共居與公共協商的主題，與談人我邀請到郭書成（新北市汐止區湖興里里長）以他作為里長的實際經驗，分享一個真實社區營運時所會面臨的種種難題。村里長，這個公職人員的職務本身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殘餘——處於正式與非正式之間，既是民選的地方公職，卻又不在公務員體系之內；職責範圍從未被明確界定，卻被期待處理社區大小事務；名為無給職，實際上仰賴事務補助費維持運作。這種曖昧的制度位置，使得里長成為最貼近基層、卻也最難以歸類的政治行動者。更重要的是，里長對於社會住宅這類地方議題的態度，往往左右了社區輿論的走向，甚至成為政策能否落地的關鍵。

去中心化的地方實踐

如果說《浮萍定海》探索的是一種「去中心化的關懷社會」，那麼黃豆泥與林逸晟關於日本山古志村「電子錦鯉NFT」的分享，則展示了去中心化技術如何在地方創生中發揮作用。這個面臨人口老化與產業沒落的偏鄉，透過發行一萬隻數位錦鯉，讓村外的人在收藏NFT的同時成為「數位村民」，不僅參與線上治理，也實際回鄉貢獻。山古志村將自己重新定義為「Local DAO」，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web3地方創生案例，甚至影響了日本的數位政策與地方創生政策走向。

林逸晟進一步從FAB DAO在台灣的實踐出發，說明NFT不僅是數位收藏品，更能作為一種敘事單元與參與工具。從磺溪治理的〈河川廊道之心 NFT〉與〈電子秧雞 NFT〉，這些案例展示了如何將環境議題與地方史料轉譯為可收藏、可傳播的數位形式，讓收藏本身成為一種參與行動。這呼應了整個系列活動探索的核心命題：如何在文化失根或臨時性構成的社群中，建立新型態的連結與互助網絡。

資源、記憶與邊緣

蕭有志提出的「大量交織」（Megaweaving）概念，為這個系列活動提供了另一個重要的思考框架。他所強調的「資源整合、資源最大化、過剩成為養份」，不僅是公共藝術實踐的策略，更是一種看待「殘餘」的方法：如何將看似過剩、廢棄的資源，透過連結與轉化，成為新的養份？

呂宗翰的生物材料工作坊便是這個概念的具體實踐。在梧棲社宅頂樓的自耕農園，他帶領居民將社宅內咖啡廳與便利商店產生的咖啡渣，轉化為可自然分解的生物塑膠。這些成品最終被放置在農園中，讓社宅內的廢棄有機物自成循環。這不僅是自造者文化（Maker Culture）的展現，更是對非資本形式的資源網絡的想像。

亞洲藝術文獻庫檔案員何沐恬、謝以恭帶領的家庭檔案數位化工作坊，則處理另一種形式的殘餘：記憶。「檔案」作為一種「過去」的形式，與「未來」相互對話。那些平常用不到但在心裡很重要的物件——鐵盒裡的黑白照片、婚禮幻燈片、新生兒手冊——如何被保存？如何被留念？家庭檔案介於私密與公共之間，它的珍貴不在於年代，而在於它們是由獨一無二的生命經驗串起的記憶鍊條。

藝術家葉哲以入侵植物「臭椿」為喻，探討華裔移民在美國的生存處境，更直接地觸及了「殘餘」的政治性。這種18世紀被引進美國的觀賞植物，因其強韌的生命力如今遍佈美國，成為「威脅本地物種的雜草」。人們抗拒外來入侵種，抗拒的究竟是生態危機，還是文化侵略的恐懼？深入城市縫隙生長的臭椿，隱喻著異文化在滲入、融合、驅離、邊緣化之間的弔詭處境。他在波士頓唐人街進行的《間隙生命》計劃，獲得了新英格蘭藝術基金會「空間正義獎補助」的支持——在台灣，這類主題性的藝術補助至今仍不常見，同樣值得借鏡。

吳岱融自2014年起帶領學生在台北榮家執行的《義家藝館》計劃，則處理另一群被歷史大敘事遺忘的殘餘：「韓戰反共義士」。這些在冷戰結構下來到台灣、遺失家園卻又與其他榮民共同生活於社區的生命，如何被記憶？如何被書寫？在與義士共處、共創的過程中，「創作倫理」成為核心問題：如何做而不會讓義士們感覺自己的生命故事被竊取、被剝奪經驗？如何在不同價值觀間周旋，達成共識？這些正是建立任何形式的共同體時，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

未來的推測

盧彥臣與曾乙文的講座從技術與理論兩端切入未來的討論。盧彥臣以歐洲當今建築與設計的前沿技術為例，特別提到1953年美國伊利諾州集合住宅的失敗——這個後來被爆破剷平、被冠上「現代主義之死」的案例，失敗的關鍵在於缺乏社會設計思維。「形隨機能」的功能主義，是否反而忽視了人性？盧彥臣強調，當今歐洲流行的「社會設計」主張透過整合多領域進行共作，設計師不是主導者，而是「研發一套讓不同領域達成平衡並順暢溝通的有效機制」。

曾乙文則從批判性設計與推測設計的角度，探討設計如何作為思辨工具。批判性設計翻轉既有認知，開啟議題討論；推測設計則進一步將未來納入考量，透過設計物提出「如果⋯⋯會怎樣？」的推測。重點不在於預測未來，而在於透過設計保持獨立思考，這正是批判性設計與推測設計的核心。

殘餘作為方法

本系列活動以「殘餘」（residue）為引，實則取用自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同名概念，指那些在資本社會的強勢主導系統中，被排除、邊緣化或未被充分利用的空間、時間與生命經驗，而這些「剩餘」往往蘊含著變革和創新的可能性。「有機生活培養皿」整個系列活動將視角轉向這些平常不易察覺的殘餘，並以此回應好伴社計的母計劃「未來學家」。

正是在這些從歷史延續而來，不可化約、不可消除，難以整合的殘餘，構成了當代市民的生活基礎，而這個計劃試圖向他們學習。在這個意義下，「未來學家」指的不再是抽象的金融預測數據、財閥都市開發的區位，也不是在紙上繪製烏托邦的工程；而是在持續不斷地歷史變動中，生活如何自處的互助能力，在文化失根或臨時性構成的社群社區中，如何建立短暫而有效的關係，也才因此涉入「學家」一詞的另一層意義——在瞬息萬變的城市中——學習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