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李玉華 Christine Lee

不該只有一個標準答案的問題

2015 年到 2026 年，一個世代過去，許多人可能都還是很想說：「你們這些媽媽懂什麼設計？」這句話，倡議兒少遊戲權與表意參與權的公民母職角色，聽過相似的或隱晦的表達，可能不只一次。

帶著孩子走進市政府會議室、走進設計評審、走進公園場勘現場，面對的不只是官僚體制的慣性阻力，還有一個更深的質疑邏輯：媽媽是私領域的人，政策是公領域的事，兩者之間，有一道她們不被允許輕易跨越的牆。

但更弔詭的，是另一面的質疑：當她們帶著孩子倡議，又有人說，你們應該在家陪孩子玩，你們是不夠格的母職。

一個倡議兒少遊戲權與表意參與權的公民媽媽，同時是失格的公民，也是失格的母職。這個雙重失格，不是偶然的，是一個結構在同時運作兩個排除機制。

這一篇「四月專題：創造台灣孩子的好童年環境」的結論，想從這個雙重失格的處境出發，討論我正逢其時經歷這個世代的這一場母職與童年的公民政治，為何長期被切開，當它們在某些倡議實踐中交織在一起時，那個交織意味著什麼？

絕對不是「媽媽先照顧好自己，孩子才會好」的那種心理勵志邏輯，而是一個更結構性、更相互的命題：在倡議童年權利的實踐過程中，媽媽和孩子共同生成彼此的公民主體性。這個過程充滿辛酸、質疑與抹黑，也充滿賦能、成就與榮光，而恰恰是這個過程本身，滋養了孩子的能動性。

兩個解放運動，彼此邊緣化？

女性主義政治和童年政治，這兩個在二十世紀後半葉同步興起的解放運動，有著驚人相似的問題意識：都在問「誰的聲音被忽視」、「誰的身體被管控」、「誰的需求被視為不重要」。但它們在大多數時候，不一定是彼此的盟友。

Gina Crivello 與 Patricia Espinoza-Revollo 在《女性主義與童年的政治（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dhood，2018）》一書中直接點出這個困境：女性主義政治與童年政治，在涉及「照顧」這個核心議題時，更傾向相互衝突而非融合。原因並不難理解。女性主義的照顧論述，長期從女性的視角出發，強調照顧工作如何壓迫女性、如何被資本主義和父權結構系統性隱形以及貶抑其價值。在這個框架裡，孩子是「照顧工作之所以必要的理由」，是讓女性陷入困境的結構性原因之一，孩子的主體性幾乎不在場。

童年社會學則走向另一個方向。它從批判發展心理學「普遍性成長階段論」出發，強調兒童青少的能動性，把孩子從被動的「發展中的成人」重新定位為有自己觀點與社會實踐的主體。但在這個框架裡，照顧者處境幾乎是缺席的，研究關注孩子如何建構自己的社會位及世界觀，卻鮮少問那個「兒童主體」社會位及世界觀背後的照顧者，會失去什麼或正在承受什麼。

這兩個相對（或說對立）的視角，製造一個奇妙結果：照顧這件事，在女性主義論述裡是「女性被迫承擔的負擔」，在童年研究裡是「孩子被動接受的服務」— 其實兩者都讓照顧關係裡真正的「相互性（reciprocity）」消失了。

Selma James 在關於照顧勞動與運動建構的訪談中，對此提出挑戰，她說：「照顧是一種關係。只有當照顧被強加於我們時，它才成為壓迫。」這句話點出了任何把照顧化約為單向行為的思考方式，無論是「女性給予、孩子接受」，還是「媽媽犧牲、孩子受益」。真正的照顧關係，是雙方都有需求、都有感受、都有主體性的互動關係 —— 要讓這種互動成為可能，前提是：照顧者本身被允許是一個完整的人。這不是心理學說的「自我照顧」，而是政治意義上的「主體性不被剝奪」。

先做自己，才看得見孩子 — 非典型母親案例

日本作家養老靜江説：「好母親可以去天堂，壞母親可以去任何地方。」這句話其實是一個跨越時代的處境：所謂「好母親」定義，從來都是由她以外的人所制定的。而那些真正對童年有深刻思考與貢獻的母親，往往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壞母親」。

米德（Margaret Mead）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化人類學家之一。她研究薩摩亞的育兒實踐，挑戰西方對「正常童年」的固定想像，主張孩子對性的理解應該用科學語言坦率說明（如：現在的強調對性器官直名不諱），反對以恐懼代替教育（如：現在的非打罵威脅恐嚇的教養及教育現場訴求）。她不干涉孩子、不操控孩子，同時也承認自己把孩子視為「年輕世代代表」的理念的確也讓孩子承載過多大人的政治期待。米德是一個不完美的母親，同時也是一個讓人重新看見「兒童如何在文化中被建構」的思想者。

林格倫（Astrid Lindgren）在當時清教色彩濃厚的瑞典未婚懷孕、被迫送養孩子，最後接回自育。她是「村裡第一個剪短髮的女孩」，做自己不為了反骨，而只是做自己。正是這個「做自己」的媽媽，創造了《長襪皮皮》這一個力氣比任何成人都大、卻選擇善良的女孩，一個不需要家長也能好好生活的孩子。她說：給孩子愛，更多的愛，還要更多的愛 —— 孩子的社會化常識，自然會隨之而來。

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隱瞞非婚生子，把孩子送走，卻同時建立一套以「尊重兒童」為核心的教育哲學。她的「兒童之家」的設計目標，就是分擔傳統母親的角色，讓社會中原本落在個別媽媽身上的照顧義務，由更多人共同承擔。她說：「民主，從出生就開始了。孩子必須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應該先被徵求他的同意。」這句話是對母職制度直接挑戰，因為孩子有民主權利，照顧者代理執行孩子的意志，同時也是有自己意志的主體。

瑪莉·居禮（Marie Curie）認為兒童教育應該以體育為主，讓孩子騎馬、游泳、划船、溜冰等大量身體活動。她不是一個完美無暇的母親，她經常在母職生活裡感到痛苦且孤獨脆弱，卻度過了最有意義的一生。她的偉大，不是因為她為孩子犧牲自己研究生活，反而是因為她沒有這麼做。

這幾個案例，有一個共通點：她們都不是當時社會價值的「理想母親」，但她們對童年的思考，都比那些犧牲自己成就孩子的媽媽更為深刻。原因，可能正是：她們先是完整的人，所以孩子才在她們做自己的過程裡，也成為完整的人。

這是一個政治命題，不是心理學建議：當母職制度不允許媽媽是完整的人，它同時也在生產一種不允許孩子是完整的人的童年。壓迫媽媽的結構，和壓迫孩子的結構，是同一個結構的兩面。如果不能先尊重每一位擔任母職角色的個人特質，又要如何在這樣的家庭氣氛中，教導或影響孩子尊重他人的獨特性呢？

十年一個世代的培育土壤

2014 年的 318 太陽花學運，是台灣公民社會一個重要分水嶺。它不只是一場關於貿易協定的抗爭，它讓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包括許多年輕的母親）重新思考公民行動的意義，重新確認「走出去，進入公共領域」是一件可能的事、必要的事。

從太陽花到十年後也是以女性及母職為主的大罷免，台灣公民社會在這十年間持續激烈演進。這個演進不是線性的、也不是平靜的，它充滿路線爭議、組織分裂、理想磨耗與再生，但也製造了一抔培育的土壤：越來越多一般民眾，包括長期被視為「私領域」的母職角色，開始相信「自己的聲音在公共事務中是有位置的」。

幾乎在同一個十年裡，台灣社會還發生了幾個平行的演變：

實驗教育的法制化與蓬勃發展，讓「由下而上定義童年和學習應該是什麼」成為愈來愈多家庭的選項；遊戲倡議的興起，讓「孩子有權利遊戲、有權利表達意見及參與公共決策」從邊緣論述進入公共視野；兒少友善城市概念逐漸被地方政府採納，用打造新式遊戲空間實踐，讓兒童的空間需求成為都市規劃中無法完全迴避的議題；而兒少表意權與參與權的倡議，讓「孩子不只是被保護也能夠有意見」的公民主體性，開始被認真討論。

這些發展，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們共同構成了台灣這十年公民社會演進的一個面向：關於誰有資格發聲、誰的生命經驗值得被納入公共決策、誰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的。

倡議兒少遊戲權與兒少表意參與權的公民母職，也是在這個土壤裡長出來的。我們也許是政治素人，但多數不是公共事務素人，我們是公民社會演進過程的一部分，同時也是這個演進的推進者之一。

這一個運動同時，也做了一件更深層的事：重寫了母職的定義。

傳統的母職制度，框住的是一個犧牲奉獻、以孩子為重心的女性形象；但公民母職的實踐，長出了一種新創的母職：帶著孩子場勘公園、開遊戲場設計會議等，雖曾被傳統年長女性批為「失格媽媽」，但在公民母職的同溫層或伴侶認知裡，卻已習以為常地把孩子和媽媽一同現身公共領域，視之為共作型的公民參與及兒少參與，視之為一種社會習得，而非孩子成長的剝奪。

「母性」不再是傳統父權機構或母性主義者給的定義，例如 2015 年第一年時，有男性政策制定者、城市規劃者認為「晚餐時間，家庭主婦是不是該回家煮飯了？不要再在會議上無理取鬧」，而公民母職的回應是正名自己，強調雖是全時親職但也同時是全時公民。

其實，連父職也被重寫了。傳統伴侶，可能以全職工作經濟角色為由，排拒公民母職分來的照護工作，但公民母職的伴侶，卻發展出一種新的父職樣態 — 伴侶在籌辦封路活動時，有的伴侶自動補位成副手負責開車載料、搬貨、場佈，並且全天陪孩子在場內玩好玩滿。這樣的父職，已經跳越了「新好男人」或「優質爸爸」的層次。

從三十年前的主婦聯盟，到這十年的公民母職，女性自身和兒少的個別權益，在台灣的公共領域裡，仍然被沾黏在一起，交織難以分割。台北市政府曾有副市長對兒少委員發言輕蔑以對，而這個細節說明了無論母職或童年，在真正被當作嚴肅的政治議題之前，還有多長的路要走。而這些公民母職的孩子（在 2015 年前後還是學齡前幼兒），現在幾乎已經是青少了。這十年，又目睹了什麼？（延伸閱讀：玩．孩子視角的田野觀察：童年在遊戲倡議中長大的孩子）

倡議童年，作為一種高風險母職實踐

倡議兒少遊戲權與表意參與權的公民母職運動，在台灣都市脈絡裡提供一個罕見的案例：一群主要是全時親職的媽媽，帶著學齡前孩子，走進公園設計的技術官僚場域，挑戰以「安全」為名造成的兒童空間貧乏，要求公共遊戲空間給孩子真正樂趣、探索、自由及冒險。

我們的核心論述，本身就是對主流童年觀念的挑戰：孩子需要冒險，風險掌握是兒少發展的必要條件；孩子是獨立個體，有自己的身體需求和空間感知，不該被大人的焦慮完全代理。這套論述，讓「遊戲空間」這個看似技術性的議題，變成了一個關於兒童主體性的政治主張 — 但這一套主張，在公共領域裡，從來不是簡單平順的。

首先，是來自公部門的慣性排除。技術官僚體制崇尚專業與中立，母職的生活知識與使用者經驗，在這個體制裡缺乏被認真對待的表意規格。我們必須自學被視作法規的遊具標準、研究國際遊戲空間案例、彙整兒童發展研究，才能讓自己的發言在那個空間裡被「聽見」。即使如此，發言仍然時常被系統性質疑。

其次，是來自社會的道德審判。帶著孩子到公領域倡議，被說是「罔顧孩子日常生活作息」；長期投入公共事務，被說是「不安分、不顧家」；主張給孩子冒險的空間，被說是「不管別人小孩命的自私家長」。這些質疑的結構非常清楚：無論往哪個方向走，媽媽都是失格的。一個積極的公民母職，同時是一個「不夠好」或「壞」媽媽。

更精確地說，是一套雙重羞辱機制在運作。在性別平權的場域裡，對不願聽話又影響力升高的女性，慣用「蕩婦羞辱」；到了兒權運動的場域，換成「道德低劣」和「政治錯誤」。具體的標籤，包括：網路集結幫派、收取特定廠商利益、菁英新貴用慈善抬高身價、歧視社會弱勢假共融、壓迫產業基層、剝奪老人空間使用權益、搶奪設計師功勞、政府買辦、生態殺手等，凡是掌權或掌握資源已久之人感受到覺醒公民威脅，就會把這些標籤往外丟職，用暗喻、背後放話和抹黑來穩固原有位置。

對這些標籤，公民母職大多沒出聲澄清。原因說白了兩個字「很累」。每一天，在陪伴孩子的縫隙裡開會、場勘、看圖、監工、試玩回饋、演講、受訪、收發不完的訊息和電話，全家睡了繼續研讀論述、弄翻譯寫文章，做完就昏迷睡覺。也許會被上述機制運作帶來心傷、憤慨，但真的有力氣時其實又必須育兒理家。而且，成人之間的高下勝敗優劣，從來不是公民母職的重點；最後孩子能獲到什麼，才是。

時間久了，長期處於這種狀態之下，身體會產生代償作用，而承受更大的壓力，這是任何社會運動者的「運動傷害」，公民母職沒有例外。Selma James 說：「照顧工作最隱形的部分，是保護那些被你照顧的人，免於各種壓迫」的正義工作。但是，當這個正義工作本身，也讓照顧者傷痕累累時，誰來承接這個重量？

還有一件事，更少被說出來：帶孩子倡議實踐的社會運動過程裡，母職角色常被冠上「超人媽媽」、「猛媽」、「強媽」、「虎媽」「能者多勞、媽者過勞」等所謂冠冕，彷彿就能把事情帶過。但這背後隱沒的，是每一位女性在倡議中投入的真實專業勞動力，如她的時間、體能、研究能力、協調能力，在華人文化「無私犧牲奉獻偉大」的母職定義之下，被封印成不談的事，但這不只是性別歧視，更是勞動議題。

然後，也可能是來自運動本身的張力與傷害。倡議運動從來不是鐵板一塊，它有路線的分歧、資源的競爭、詮釋權的爭奪，以及各種複雜的人際動態。一些人、一些話可能被排除被消音，但為童年倡議所做的一切，已經長進了孩子身上，無法被取走。

Crivello 與 Espinoza-Revollo 提的「時間性脆弱」概念，在這裡有了新的意義。我們用這個概念，描述照顧關係中的世代流動 —— 每個人，在生命不同時刻都是脆弱的、都需要照顧，也都有能力照顧。這條線不是固定的，不是成人永遠是照顧者、孩子永遠是被照顧者。

在倡議的現場，這種流動更加真實：媽媽在被質疑的那一刻是脆弱的，孩子在旁邊，有時候是孩子無意間說的一句話，給了媽媽繼續的理由。媽媽在堅持的那一刻，是有力量的，孩子在旁邊看著，把那份力量的樣子吸收進自己的記憶裡。這不是有意設計的教育，是生命的滲透。

而這一切還不夠，不能一直靠生氣的社運母職撐著，更不能只冀望公民母職的角色，像超人什麼都要做到最好。喊共好，每一個不同領域的人，就要真的「共」起來，才會到達「好」。兒少遊戲權、兒少表意參與權、兒本交通、兒童友善城市、與孩共創等。公民母職的角色到底要管多大、變多忙？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當一個社會把改善兒少處境的責任，持續落在個別母職的身上，那個社會並沒有真正地承認照顧是公共的事。

孩子在場，代表什麼？

在大多數的母職參與研究裡，孩子是論述的背景、是母職動員的機制，卻永遠在母職角色的參與活動本身中缺席。但是，在倡議兒少遊戲權與表意參與權的過程中，孩子是真的在場的。他們在市政府的會議室裡玩、在官員面前跑、在設計師旁邊試玩新的遊具、在面對熟諗的公務員時直接說想法；他們的笑聲、他們的身體、他們對空間的直接反應，成為倡議論述最無法被迴避的部分。

這裡有一個深刻的政治意義，超過了「帶孩子來讓議題更有感」的工具性理解。當孩子的身體，出現在那個空間裡，它讓抽象的「兒童需求」和「兒童主體性」變成具體的、可見的、無法被技術語言完全消化的現實。孩子，不是母職倡議論點的「證據」，孩子是另一個行動者，在自己的童年時光裡，以他的身體在那個空間裡，用公民政治主張自己的存在。

Crivello 與 Espinoza-Revollo 指出，兒童的照顧勞動在女性主義文獻中長期隱形，在衣索比亞、秘魯、越南，12 歲的孩子已經是家庭照顧系統的核心工作者，但這個事實在女性主義的照顧論述裡，幾乎不存在。這個隱形，跟兒童在母職公共參與研究中的缺席，有著同樣的結構性原因：我們習慣把兒童定位為「待發展的、待照顧的、待保護的」，而不是「正在行動的、正在參與的、正在建構社會現實的」。

如果說 2015 年開始的新式遊戲空間倡議，是讓孩子的身體重回公共空間的第一步，那麼 2023 年底開始，超越遊戲團隊正在做的，是更深一層追問：遊戲不只是一個議題，而是一種方法論，用遊戲創生打開兒童的視角，用兒童視角重新設計城市的每一個面向。

遊戲創生這個方法論，在幾個不同的場域裡被試驗和驗證。在內政部國土署的人本規劃師培訓裡，「兒童95公分視角翻轉鏡」被引入課程中的同理心走勘 — 大人用工具，從孩子高度看城市，才發現那些被大人視而不見的障礙、危險與不友善。不是一個趣味體驗，而是一種翻轉：讓規劃者身體先於大腦知道，兒童在城市的處境是什麼。

在南投市，「好玩不南，投出兒童友善」專案，讓兒童直接參與親子輪動場運動空間的設計表意。孩子被諮詢，感受和意見成為規劃的實質輸入。在桃園市，桃園兒童美術館外掛學校「和孩子一起一起」遊戲實驗裡，手作共玩、社區共實，讓參與的每一個大人近身理解一起工作的兒童，他們的創造力和主體性被一層又一層理解。

在新竹市，文化局提出了一個更直接的命題：「大人在遊戲中向(像)孩子學習」。新竹市圖書館前的自然遊戲實驗日，以兒少表意參與為核心，問的是：「我的寧靜，難道是你的喧鬧？」直面大人對安靜秩序的需求，和孩子對自由探索的需求，在同一個公共空間裡如何共存？試圖找到共識同時，也承認孩子對空間有自己的感知及權利。

在台中市，國美館的「城市裡的綠夢探險記」，透過親子角色對調，讓孩子帶著大人在城市裡走，讓大人用孩子的視角看城市，為了再次翻轉「誰教誰」的權力關係。而「玩出來的兒本交通」，以「一日裕隆友善城」為例，把遊戲權和表意權結合進交通設計：孩子如何過馬路？人行庇護島怎麼設計？孩子如何感知用路安全？讓小腳丫的直觀感受，成為道路規劃的設計參考。

這些倡議實踐之中，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它們都在伸張「兒童不是被保護的客體，而是有視角、有聲音、有想法、有表意能力的公民」。而這個實踐，每一次都需要有大人願意蹲下身、放慢步、去聽懂、陪改變。這些動作，不是謙遜的表演秀，而是政治性的選擇，選擇承認兒童的主體性，選擇讓兒童的感知，成為公共決策的一部分。

當孩子目睹「不是以為你好之名來管控孩子」的大人，而是真的把孩子當作有觀點的人來尊重對待，孩子看見的不是一個「為你犧牲一切的媽媽」，而是一個「在世界裡真實地活著、真實地為你的權利而戰的人」。這個形象，比任何刻意的道德教育，都更深刻進入孩子對公民的理解。

更進一步的是，這些一個世代在這個過程中長大的孩子，也成為了上述遊戲創生的自身倡議者、前期規劃設計者、行動者及工作者；這些倡議實踐裡，你會看見他們的身影自在穿梭。短短十年之間，for Children 到 with Children 到 by Children，在一個程度上翩然實現（延伸閱讀：看見不同的孩子表意、聽見孩子表意的不同：孩子自己說未來城市 — 大FUN凱道的兒童導覽）。

這也是為什麼，這十年台灣公民社會的演進，從太陽花到實驗教育，從遊戲倡議到兒少友善城市，都不只是大人的事。那些在這些運動的縫隙裡長大的孩子，他們正在成為台灣下一個世代的公民。他們對「公民是什麼」的理解，有一部分是從這些大人身上來的。不是從教導，而是從真實的存在和作為。

酷共生 Co-becoming(s)：差異中相互演化

2023 年夏天，北師美術館舉辦一場名為「酷共生 Co-becoming(s)」展覽。策展人林承緯從演化生物學家琳恩·馬古利斯的「內共生理論」出發：人類細胞，源自 20 億年前兩種細菌彼此吞噬、克服差異、共同生存後的演化結果。顯示「人」從來就不是單一存在，而是差異共存產物。我們身體裡每一個細胞，本身就是酷共生的結果。

哲學家凱倫·巴芮德，更根據上述基礎提出「酷兒展演性」，把「酷兒」去人類中心化：奇異的、無法被歸類的、難以定義何謂正常的動態特質，不只屬於人類性別認同，而是所有生命存在狀態。那個「進入熱漿菌生活的噬菌弧菌」，是物種演化史上第一段酷兒共生關係 — 彼此吞併，卻沒誰消滅誰，而是共同演化成全新的存在。

我想藉本文用這個概念來理解母職與童年的關係，不是比喻，而是結構上的對應。母職政治和童年政治，這兩個長期互相邊緣化的解放運動，在倡議兒少遊戲權與表意參與權的實踐現場相遇時，發生的不是包容融合，也不是壓榨消滅，而是一種很酷的共生：彼此吞噬彼此的框架，克服各自的盲點，在差異和摩擦中，共同演化出新的政治主體性。

不理想、不完美或壞的母職，在這個結構裡是酷兒（queer）的，奇異的、不被主流定義所容許的、難以被歸類的。我們不是「好媽媽」也不是「標準公民」，我們是在兩個類別的縫隙裡，生長出來的生命體。而我們的孩子，在這個縫隙裡長大，也成為了某種酷兒的存在 — 不是那種被理想童年定義而獲得常模成就的孩子，而是在真實的、有時混亂的、有時艱難的共生關係裡，長成了自己獨特美好的樣子。

沒有理想母職，也沒有完美童年

標題好像是一個陳腔濫調。但話說回來，理想母職和完美童年，本來就是同一個意識形態機器的兩個齒輪。理想的母職犧牲自己成就孩子，完美的孩子感恩接受母職的犧牲；完美的童年純潔無憂，理想的母職全然奉獻。這兩個理想相互咬合，把真實的人（無論是母職還是童年、無論是媽媽還是孩子），都磨掉了。拆解其中一個，需要同時鬆動另一個。

但是，這不是說母職和童年永遠交織在一起。有很多母職，恰恰在於選擇了不把自己的生命與孩子綁定。居禮的放射性研究不是為了自己孩子，卻給了孩子一個看見女性如何活的範本。林格倫的寫作不是為了自己孩子，卻讓孩子看見了自由的可能。蒙特梭利的教育革命，不是為了自己孩子，卻改變了無數孩子的童年。

我在這一段的此刻，也想跟和我們相似歷程的每一個母職說：「妳不是光為了自己孩子的那些作為和付出，可能也因此改變了無數台灣孩子的童年。」

倡議童年的公民母職，提供的是另一種可能，不是唯一的可能：在倡議的過程中，媽媽和孩子共同成為公民，共同在不公正的結構裡學習抵抗、協商、陪伴、堅持。這個過程不是代價，本身已經是價值。這或許才是母職與童年最深的交織方式：不是媽媽為孩子做了什麼，而是媽媽在孩子面前是什麼。不是孩子從媽媽身上學到了什麼，而是孩子在媽媽的生命現場，看見了什麼可能。

Crivello 與 Espinoza-Revollo 在研究結尾說：希望將「照顧問題」與「對所有人的正義關懷」都整合起來。這個「對所有人的正義關懷」，必須同時包含母職和童年。不是哪一方先，不是哪一方更重要，而是共同的脆弱性、共同的能動性、共同的公民主體性，是在同一個歷史時刻、同一個公共空間裡，相互生成的。

台灣這十年的公民社會，給了這個相互生成一個民主的土壤培養皿。那些在遊戲倡議現場、在實驗教育社群、在兒少表意討論中、在政治行動中長大的孩子，不是被動地接受一個創造給他們的更好的童年及環境，他們是在參與中，長成了一個更有能動性的公民。

一直重複自己的四月專題結論

十篇文章、一個月、一個命題 —— 創造台灣孩子的好童年環境。這一個月的我們，沒有給出一個標準答案，因為答案從來就不是一個。

瑟谷的孩子在自學中找到自己的節奏，玉蘭玩國的孩子在冒險裡長出膽識，醫院裡的孩子在遊戲中找回自己還是個孩子的權利，虎姑婆展覽裡的孩子在自由遊戲中重新定義「什麼是展覽」，冒險遊戲場裡的孩子在全球各地用身體測試世界的邊界，城市規劃師蹲下身用 95 公分視角重新看這座城市，兒童友善城市治理的討論裡孩子聲音被當作政策依據，裕隆城路口有小腳丫帶著大人重新學會過馬路。

每一個現場，都在說同一件事：好童年不是規劃設計出來的，是與孩子一起長出來的。

遊戲創生作為方法，意味著遊戲不只是兒童的專利，而是所有人重新學習如何與彼此共存的人心工程程式語言。從一座遊戲場到整座城市，從母職的政治到童年的公民性，從個別媽媽的倡議燃燒到社會結構的緩慢鬆動。這些，從來就是交織分不開的。而我真的很喜歡酷共生這一個表達。

孩子不是未來。孩子是現在，就在你身邊，只有一次童年，等著我們真的終於蹲下來用他的視角，繼續看見他、陪伴他、支持他，十年裡，他已經長高了一點，而那一點，是我們一起酷酷地長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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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文獻

Crivello, G. & Espinoza-Revollo, P. (2018). Care labour and temporal vulnerability in woman–child relations. In Rosen, R. & Twamley, K. (eds.),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dhood: Friends or Foes? UCL Press.

Rosen, R. (2018). Caring labour as the basis for movement building: An interview with Selma James. In Rosen, R. & Twamley, K. (eds.),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dhood: Friends or Foes? UCL Press.

侯志仁（主編）朱冠蓁［⋯］李玉華（2019）。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臺灣：左岸文化。

鄭珮宸（2019）。做媽媽、做公民 — 雙北遊戲場改革的媽媽民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王佳琪、李玉華、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2021）。公園遊戲力：22個精彩案例×一群幕後推手，與孩子一起翻轉全台兒童遊戲場。臺灣：聯經出版。

養老靜江著、李孟鑾譯（2023）。猛媽列傳：好母親可以去天堂，壞母親可以去任何地方。臺灣：光現出版。

以及 Christine Lee 的 City at Eye Level for Kids、45 Urban Ideas for Ukraine – and Every Other City in the World 及關於此議題的 Facebook 發文。